孙凤池本色不变

孙凤池（1919—1994年）罗庄区汤庄办事处大丁庄村人。农民出身，读过几年书，性格豪爽，胆识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民众为了驱逐日寇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1938年冬，在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临郯独立团任政治部主任的孙哲是他的本门家叔。有一天孙哲回家来，孙凤池就找到家叔，要家叔带他去参加抗日救国团去打鬼子。孙哲当时没有带他去，而要他暂时在村上干民兵，锻炼锻炼，再到部队上去。孙哲回到部队后，不久孙凤池毅然报名参加了区中队。1941年编入临沂县大队，后升级为沂河支队。1945年3月改编为山东军区警备17团三营。由于孙凤池思想进步，作战勇敢，在战场上他经常扒光脊梁端起枪冲锋，很受领导赏识，不久就入了党，提了干。从班长、排长、升到连长。

1940年冬，有一次孙凤池因事请假回家一次，夜里，突然听到枪声，他警觉地从床上起来，迅速跑到外面打听情况。他遇到了在巷子里打更的李德明，李德明告诉他：“可能是有马子土匪来村绑架。”村的北部、东部、东南部均已进来了马子，很快就要到咱这地方了。孙凤池说：“不要慌，大家跟我来。”当时住在这条巷子的人大都起来了。李德明等几个人跟着孙凤池。孙凤池这次回家没有带枪，身上只有一颗手榴弹。他领着几个人跑到巷子北头喊：“快扔手榴弹，快扔手榴弹！”又迅速跑到巷子南头喊：“快扔手榴弹，快扔手榴弹！”吓得马子硬是没敢进这条巷子，保住了这条巷子的安全，而孙凤池手中的手榴弹始终没舍得扔。

1947年2月初，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和前委书记）命令我军对1月27日叛变并配合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的郝鹏举部进行讨伐。孙凤池奉命率连在泥沟庄与敌展开战斗。整个讨伐战打得很漂亮歼灭郝部6000余人，还活捉了郝鹏举。在战斗基本结束，正欲上前收缴敌人的武器时，天上突然飞来了国民党的飞机。孙凤池连长即命战士卧倒隐蔽，他却架起机枪对空射击，不幸中了敌人的扫射子弹，嘴被打豁，大脑也受了严重刺激。伤愈后，被民政部门评为二等甲级荣残军人，回到了家乡。由于大脑受到刺激，神经间歇性不正常，思维也大不如前，尤其在听到空中有飞机声响时，不论在哪里，不论在做什么，他都要马上卧倒作对空射击状，口里还不住地喊：“打！打！打！”

解放后，党和政府想照顾孙凤池，可他一直坚持自食其力，不肯接受特殊照顾。有一年村上开村民大会，村领导给他买了双鞋，他说什么也不要：“凭什么给我买双鞋，我不穿这‘坑人鞋’。”村干部说:“这是你革命有功打仗勇敢，领导奖励给你的。”他这才勉强收下。有生产队时，因他是荣残军人年纪又高，队长不愿派他干活，他就找队长要活干。队里分粮食时他不去领，队长就派人给他送到家。他却说：“我不吃这冤枉粮！”队长没法，就派他给生产队的猪圈垫点土。他每天早起晚归挑着两个筐头子担土垫圈，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民政部门每年都要对荣残军人等级进行一次评定。每当领导问他身体有啥不适，有那些病症时，他都是说：“我身体很好什么都能干！”不像有个别的人借口身体这病那灾向领导要这要那。孙凤池从不干这样的事。

1994年孙凤池病逝，享年75岁。笔者特意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寄托了全村人对他的哀思。联曰：为革命战沙场，甘洒热血，生死不惧，浩气永存；务农桑恋故土，自奉绵力，躬耕未懈，本色不变。

（李德明李凤节口述孙汉林整理）

妇救会会长刘玉兰

刘玉兰，女，1915年出生。1945年临沂城解放后，刘玉兰同志受其弟弟刘玉坤（傅庄街道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和弟媳吉德美（抗日英雄吉鸿昌的侄女）的影响，毅然挺身参加革命。由于工作突出，她被选为村里的妇救会会长，带领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妇女做军鞋，缝军袜，踊跃支前，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整个临沂地区落入敌手。王洪九带领他的反革命武装组织“还乡团”到处捕杀农村革命干部。2月12日，“还乡团”闯进沈泉庄村。敌人进村之前，刘玉兰积极组织党员及其家属转移或隐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最后被敌人围堵在村外的三关庙内。敌人满以为能将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一网打尽，没想到只抓了一个女共党。

敌人威逼她说出党员干部的去向，被严词拒绝。敌人严刑拷打，她宁死不屈。敌人只好把她吊在三关庙前的一棵大槐树上，脚朝上、头朝下残酷折磨，结果六七个小时也没让她吐出半点党的机密。当时她的儿子才五岁，看着可怜的孩子喃喃地说：“孩子，你这就没有娘了……”在场的乡亲无不潸然泪下。

在软硬兼施、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敌人将她押解到朱陈村集中关押。第二天又送往临沂大牢，在牢房里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于当年夏天惨死狱中。她当时怀有4个月的身孕，一死就是两口，尸骨被埋在乱坟岗沙滩中。刘玉兰的丈夫杜兰友悲痛欲绝，强忍悲愤，偷偷地搬了块石头作为记号，以便日后辨认收尸。1948年，临沂全面解放，杜兰友继承妻子的遗志，入党参加了革命，并当上了村干部。政府将迫害刘玉兰的首恶分子绳之以法，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

1950年由政府出资，把刘玉兰同志的尸骨起回，用棺木成殓埋在祖坟上，并为之立碑，以供后人缅怀。

（郑现峰撰文）

中医传人张景阳和张维村

罗庄区黄山镇菊花屯的张景阳和张维村祖孙二人，为中医传人，造福四乡，名闻遐迩。

张景阳（1879—1965年），出生于当地一个非常殷实的家庭，开办了百忍堂药铺、酒店、油坊等多处产业，先生幼承家学，嗜好岐黄之术，广涉方书，博取医源，探究医理，医术精湛，老而弥坚，一生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傅青主女科》等医学经典，在6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先生对于妇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某些疑难杂症，以病因病理，辨证立法和选方用药，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探究。

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耿介，常常接济穷苦乡邻。有时看病分文不取，对于路途遥远家庭贫苦的患者，他还经常解囊相助。行医六十多年，解除患者痛苦数以万计，并培养了下一代医师数人。先生晚年精心整理编著而成一部《痊愈集》，全书共11卷，包括四个部分，所附医案均列有患者姓名、年龄、住址、病例、证候、诊断，处方疗效等内容。全书共收200余方，载药300余味，这些验方的摸索过程，可以说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前人的间接经验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但包括他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这些教训则加以分析，通过个案的特殊性阐述，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临床经验。先生经验之方，现在其曾孙们的手上，屡试屡验，深受广大患者的好评！

其孙张维村（1945-1988年），字云生，自幼受祖父的熏陶，酷爱读书，勤奋好学，细心钻研各门学问，精六艺，研岐黄，在当时成为一方之佼佼者。在乐器方面尤其笛子见长，被各处乐队剧团聘请，只要他笛声响起，压倒一切乐器。五里以外能听到他优雅的笛声，至今还无人可比，然为了继承张氏家族之医道，从此谢绝了各个乐队和剧团的聘请，很多音乐爱好者为之非常惋惜。

张先生医德高尚，视病人如亲人，把对面墙上贴的“谁家能无儿女病，医生应有父母心”当成座右铭。“但愿世人皆无病，不怕架上药生尘”，药架上的楹联年年如此，使人顿生敬仰之心。他边行医边学习，反复实践，不断总结，求真务实，挖掘验证了许多民间单方验方，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对内科、儿科、妇科都有独到之处，在诊治疑难杂病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曾受到医学界同事们的好评。为使自己达到更高境界，他自学考入光明中医函授大学，获山东省卫生厅颁发的中医师职称证书。在诊断方面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多次被上级主管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同时也赢得了远近乡邻以及广大患者的尊敬和爱戴。

为了把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读书心得留给后人，他呕心沥血撰写了《验方集萃》。在妇科方面，他把每个患者的用药情况都记录在案，最后汇成了《中医妇科医案》，成为后人的宝贵财富。

（张秀永提供李金城整理）

得山川之灵气唱灵魂之赞歌

——记张文俊先生

张文俊先生为我国著名山水画大家、新金陵画派创始人之一，建国后参与筹建江苏省美协、书协、江苏省国画院，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张文俊先生（1918.11.19-2008.6.26）生于山东省临沂县傅家庄村（今属临沂市罗庄区傅庄街道）。原名张耀宸，父亲怀琪经商，家有土地几十亩，由祖父张德顺耕种。家里小开杂货店，童年生活多随父亲。1925年，8岁的张耀宸开始读私塾，由于父亲特别重视孩子学写字，要求写对联不求人，所以张文俊从十岁就开始过年写对联，在私塾读书每天写小字，大字，历经四年。为其以后的艺术生涯打下了基础。

1936年张文俊考取了山东省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其书法、国画成绩都很优秀。1937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文俊先生毅然参加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并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他仍不忘文学和画艺，于1944年秋考人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画，师从国画大师李可染。其间，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1.25"学生运动中，他是强有力的策划者、组织者之一。他以深明大义、团结同学，勤于思考、善于决策而受到同学们的普遍爱戴。1946年随校迁至杭州，1947年毕业。此后在南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南京解放尽力工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张文俊任南京文工团美术组组长。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先生就担任南京文工团美工组组长并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又任南京军管会文化处秘书处处长、文联联络部总干事，负责筹建了江苏美协、江苏美术馆、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今江苏省书协前身）、具体负责筹建了江苏国画院，并亲自邀请吕凤子、傅抱石、陈之佛、胡小石等先生出任筹委会委员。同年，作为文学艺术界南方第二代表团代表，于六月下旬在北京怀仁堂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李可染老师相会。1950年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美术供应社副主任，秘书处副处长，江苏文化局美术创作组副组长，江苏美术工作室副主任，江苏省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负责筹办成立江苏省国画院。1954年国画《江苏水乡》获江苏省美展三等奖。1958年创作国画《梅山水库》入选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被著名艺术评论家王朝闻先生誉为"中国画的新声"，同时受到国内外的好评，作品收入《十年中国绘画选集》，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积肥》收入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国画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8年任江苏省国画院办公室主任。五十年代与钱松岩合作，为人民大会堂作国画《太湖新貌》。1977年秋调人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79年任该院美术系副主任。同年创作《钟山雄姿》参加江苏省庆祝建国二十年美展，并收人《当代中国画》大型画集。《山高水长》参加建党六十周年全国美展，并由江苏省美术馆收藏。1980年5月应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之邀，赴北京作画，创作国画《海上升明月》，参加了中国画研究画展，同时收人《中国画研究院作品选》。1984年作品《江山旭日》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并获优秀奖，由中国美术馆收藏。1988年出席第五届文代会。1991年为中南海创作国画《海上升明月》、《峡江秋光》。1992年作品《山高水长》被毛主席纪念堂收藏，作品《东海扬波》被选为九年义务教育美术教材。

数年来，张文俊先生的部分作品，分别被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四军纪念馆、西藏布达拉宫、梅园新村纪念馆、潘天寿纪念馆及海内外人士收藏。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张文俊先生曾先后在南京、徐州、南宁、苏州等地办个人画展，并参加了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的《江苏国画名家展》和国家组织的国外展出，《美术杂志》、《中国书画》，香港《收藏天地》、《瞭望杂志》、日本名古屋电视台、江苏省电视台对其都有专题介绍。自五十年代至今，他已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出版有《张文俊山水画集》、《忆可染师》、《抱石先生》等专著。张文俊先生曾历任江苏文联常委、江苏美协副秘书长，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副秘书长，为中国美协会员，江苏美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顾问，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1985年临沂成立画院，聘请张文俊先生为画院名誉院长。2000年1月，任澳门书画研究院荣誉院长。2003年5月被聘为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顾问。

张文俊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著名的山水画大家，是“新金陵画派”开创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师从黄宾虹、李可染等国画大家。黄宾虹老人的积墨法是浓墨积成强烈之墨块，以黑为亮，气势压人，被潘天寿先生誉为创五百年积墨之大成。李可染先生的积墨法是以淡墨为之，云烟浮动，变化无穷。而黄宾虹先生以浓宿墨积之，李可染先生以淡墨反复积之，更是别具匠心，独领风骚。张文俊先生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其作品时代气息浓郁、笔墨雄健苍润，吸收了以北宋范宽为代表的北派山水刚劲之风，从生活中提炼概括，自出新机，个人风格鲜明。其画线条沉着而雄健，墨色苍厚而空灵，主题鲜明而生动，格调高雅而恢弘，有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和艺术风格。诗人贺敬之赞道：“天地若怀怀天地，江山如画画江山。文俊巨笔指万里，催人长征再开颜。”建国五十多年以来，张文俊以对生活的竭诚和热情，对时代的信念和赞颂，不畏艰辛，踏遍大江南北，情结山川，取形攫神，一幅幅活跃着自然灵气生机的巉岩丛林，一幅幅蕴藏着作者深情厚爱的流云秀水，汇集到他的笔端尺幅，以新的意境、美的情趣，令人荡气回肠、心怡神畅。

2000年9月5日至1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张文俊山水画展，参展作品80余件，参加开幕式的有原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原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王照华，安徽省原省长，全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中国美协秘书长，党组书记李中贵，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杨力舟，中国画研究院长刘勃舒，北京画院长王明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副院长阿老，《美术》原主编华夏，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程大利，湖北省文联主席周韶华，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秘书长孙克，比利时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炎黄艺术馆副馆长李松，人民日报美术组长邵剑武，中央工艺美院教授田自秉，刘力上，何燕明，李可染艺术基金会邹佩珠，嘉德国际艺术品拍卖公司以及美术界数百人。画展期间举行了座谈会，肯定了作品的创作，认为作品“得山川之灵气、唱魂魄之赞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文艺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座谈会的发言。同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8开精装本《张文俊山水画集》。此画展得到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现代书画家报、文艺报等媒体报道，影响巨大。

张文俊先生青年时期就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先生对祖国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有一种倍加亲切与精心呵护的特殊感情，因为山水草木之间，有他的青春热血，有他的理想实践，有他的人生目标。同时，他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很深的熏陶，他的山川情怀，是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革命信仰奇妙的结合，有着一种政治与艺术浑然天成的感情色彩和浩然大气。

这种难以释怀的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情结，使先生的创作别有一番境界，既有别于古人，也有别于今人，张文俊先生传统笔墨功底深厚，从传统中来，到现实中去，既走得进，又打得出。笔底山水不是自然现象之反映或再现，而有着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的思想情感，艺术个性与时代精神结合得较为紧密。如先生创作的《梅山水库》、《积肥大军》，不仅奏响了“中国画的新声”，也开创了新金陵画派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山水画新的艺术经典。王朝闻先生认为张先生的画“明显表现了中国画新气派”，“民族性和时代精神都很鲜明”，前苏联美协主席谢格拉西莫夫曾撰文对张文俊先生的山水画给予高度评价，并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并列而论。

张文俊先生热爱生活，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在他70年的艺术生涯中，每一幅作品都是他深入生活、深入第一现场得来的，所以他能“得山川之灵气，唱魂魄之颂歌”。在年近九旬之际，张文俊仍满怀激情地观黄河、到延安，“要将万山走遍”，创作了《壶口观瀑》、《虎跳峡》等优秀作品，以独特的纪念碑式的构图，画出山岳的雄伟，大地的苍莽，黄河的咆哮，表现了时代的浩然之气，也画出了他生命与情感的畅想。谈到国画创作，他说：“新的生活内容，必然要突破旧的艺术形式，要求创造适应新内容的新优美的形式，因此中国画的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必须首先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画家有生活基础，有思想情感，虽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可入画。”他经常提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用什么去师？用眼，用手，都不是，只有用感情，用思想去师，用脑去悟，才能得精神、灵气、神韵之心源。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虽然从19岁就离开了家乡，但是七十年来，张文俊乡音未改，在他的心底深处，故乡始终是最美的风景。2003年他重回沂蒙山，看到沂蒙的沧桑巨变、感受着沂蒙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他激情澎湃，创作了《孟良崮》、《蒙山苍苍》、《沂河橡胶坝》等优秀作品。

2008年4月在家人和学生的陪同下以九十岁高龄登上山东省泰山顶。登高望远处，一览众山小。九旬老人的笔下，每一处都张扬着鲜活的气息、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游走的记忆恢复清晰，让沉默已久的声音还原本色。虽然老人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笔下的祖国江山却永远镌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张继文撰文)

“迟到”的烈士父亲—于鸿濂

在儿时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父亲的概念。只有母亲和我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在不解、困惑、自卑与歧视中度过了30多个艰难困苦的岁月。

听母亲讲，我是1935年出生，属猪的。那时我父亲正在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我两岁的时候，也就是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很快北京沦陷，华北沦陷，不久济南也被鬼子占领，临沂城岌岌可危。到了年底，父亲寄来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母亲，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临沂了，迫于形势，学校要撤往河南老河口，他已决定与学校同行，将在那儿继续读书；并告诉母亲不要挂念他，嘱咐母亲多多保重；日本鬼子气焰嚣张，惨无人道要时时处处多加小心，看护好孩子。他让母亲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小鬼子打出去。

母亲说，自那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再也没有收到过父亲的信，从此便与他失去了联系。

1938年初，日本鬼子的铁蹄踏上了沂蒙大地。4月21日，临沂城失陷，硝烟弥漫在沂蒙大地，恐惧、愤懑充盈在人们心头。枪炮声，呼喊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烧杀事，抢劫事，奸淫事，事事惊心，惊吓，跑反，无时不有。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忧心如焚，既思念只身在外的父亲，又要抚养看护年龄幼小、不谙人事的我，一有动静就得跑反，没有动静还得下地劳动，料理家务。一个孤身女人还带着个孩子，真是苦不堪言，度日如年！

抗战期间，鬼子和汉奸认为我父亲出去抗日去了，对俺娘俩极端敌视，可他们却又抓不到任何证据，谁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是去了延安，还是去了南京。虽然如此，俺娘俩却没少挨他们的盘查、辱骂和殴打。母亲总是咬牙忍受着。其实俺也很想知道父亲去了哪里？是死还是活？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力盘查我父亲的去向，怀疑我父亲是八路军是共产党，可谁也没见过我父亲的面，也拿不准到底在外边是干什么的。我母亲照例受到敌视、辱骂和盘问。说实在的，那些年我娘俩就像在刀尖上过日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全国解放后，该过平安日子了。可由于我父亲始终没有消息，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俺娘俩仍没有摆脱被白眼歧视的处境。母亲要定期参加批斗会，每天都要扫大街。母亲照例默默地忍受着。除此之外，我们能有啥法子呢？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父亲，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为啥就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呢？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要相信父亲是不会干坏事的，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爱憎分明的堂堂汉子，不管外人怎么猜测、怎么怀疑、怎么折磨，要坚信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苍老了，但她始终没有失望，没有畏难，仍坚强地活着。她没有辜负父亲对她的嘱托，终于一把鼻涕两行泪、半碗稀粥一窝头把我抚养成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我长大了，懂事了，我知道母亲为了我父亲，为了我，付出多少心血、多少泪水，受过多少苦难、多少不公正的待遇。我怕母亲伤心，也不敢问我父亲是个啥模样，父亲为啥不回家看咱们，父亲到底在哪儿？

漫长的期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意外地收到了我父亲的消息：原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谢春芳老人是我父亲的同学，她详细地讲述了我父亲的情况。

我父亲名讳于鸿濂，1914年生，性聪悟强，193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沂第三乡村师范学校，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品学兼优。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学校撤往河南省老河口联办中学读书，时间不长，便又到了中共中央开办的安武青训班学习。1938年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2月到陕北公学学习，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分配到山西运城搞民运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抗日救国，并组织民众参加敢死纵队（即新军）。父亲工作热情高涨，整日没白没黑地干，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1939年8月，他在给他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朱玉堂信中说，他患了肺结核。不久父亲就溘然长逝，时年25岁。

我终于找到父亲了！这一迟到的消息，让母亲和我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兴的是，几十年来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这一消息的到来，驱散了笼罩在母亲和我心头的阴影，也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悲伤的是，几十年的漫长等待，等来的却是父亲的死讯，且尸骨未见，怎不叫人肝肠寸断，泪雨倾盆呢！可怜的母亲一下子又苍老了许多。自小就不知父亲是啥模样的我，总梦想着见到父亲的那一天，如今却成了终生的遗憾！悲痛之余，我想：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光荣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父亲舍小家顾大家，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我为父亲感到光荣和自豪！

1982年6月，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著名烈士，母亲和我在生活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抚恤和照顾，得到了人们的敬重，有了做人的尊严。我们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都有意义。母亲活到了90多岁，2007年她带着欣慰和幸福的微笑，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与世长辞。母亲完成了父亲的夙愿，终于含笑于九泉。

父亲的“革命烈士”荣誉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终于实至名归，死得其所。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是真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是会发光的，永远是最珍贵的。

（于瑞生口述孙汉林整理）

为了脚下这一片热土

——李玉章同志回忆录

我于1929年11月1日出生在傅庄东北村。家里赤贫，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父亲打工维生。母亲深知不识字的苦楚，力主我上学，1936年春便送我进傅庄（关帝庙）小学念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殃及临沂，学校停办。1939年夏，日伪军在傅庄设据点，学校复课，由临沂城里的崔振华任校长，次年春我再次入学，1945年夏高小毕业。1946年春进傅庄赵家碗窑厂当学徒工，1948年冬便顶班做工。这时成立工会，我和百多名工人一同参加了工会。1949年3月任工会副主席，同年秋被选为代表，于9月底参加了临沂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同年11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春组建朱陈区职工联合工会，区长曹玉坤兼任主席，我任副主席。1951年7月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山东省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同年10月调临沂县公安局工作。调公安局工作，先在秘书股任文书。1953年春任公安局政治协理员室干事。1954年12月调临沂地区公安处政治处任干事。1973年冬任政保科副科长，1976年10月任科长。1980年3月任劳教所所长。1982年6月回政保科继续担任科长。1984年10月，我已满55岁，适逢体制改革退居二线，任科级侦查员。1985年6月政保科改称国家安全科，受省公安厅和国家安全厅双重领导。1990年临沂市组建国家安全局，密侦业务和部分干部归安全局，我和另一部分干部留下重组政保科，1991年10月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

回顾自己的工作历程，有几件事情记忆犹新：

1951年“镇反”之后，为彻底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防止其死灰复燃，临沂县公安局于1952年1月至6月，先后在相公庄、南庄、朱陈和葛家王平庄举办了四次训练班。对800多名道首和办道人员集中进行教育，由局长张方庚讲课，谈危害、讲政策、指出路,然后分组讨论,现身说法进行自我教育,收到良好效果。根据他们的检举揭发，抓获了仍在秘密进行道务活动的大道首杨立义。在南庄以南的杏花庄的一个地洞中抓到潜藏已久的大道首李玉臻，经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当时我也抽调来参加集训，一直到结束，每次都带领一个组，指导他们讨论，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消除顾虑，表表决心，誓与会道门断绝关系。这是我初次接触此类工作，经过实战，增长了许多经验。

1953年冬，津浦铁路滕县至薛城段有大量钢轨被盗，给铁路交通带来极大隐患。盗轨者大多是临沂、苍山两县结合部一带村庄的村民。山东省公安厅责令临沂地区公安处抽调临沂、苍山两县的公安干警组成专案组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其中。我们对70多名盗轨者就地集中教育，采用自我交代与相互揭发的方法找出组织者，然后根据罪恶大小，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原则将罪大恶极的10人判处死刑。自从我任政保科长之后，在全区政保干部的努力下，对于所发生的反革命集团、反动会道门复辟、与境外敌特机关勾连等政治案件，破案率都在90%以上，因此政保科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1982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2年8号文件）精神，对全区近200名在押的原国民党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释放，由政保科王合宜同志配合民政部门将其逐个安置，让他们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并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这对去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震撼很大，从那时起他们就悄悄地转道回乡探亲。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向来者讲明政策，申明大义，不计前嫌，告知他们来去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不久，去台老兵就冲破台湾当局禁令，纷纷回乡探亲。此事对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很有意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因对敌斗争需要，把我方人员派进敌人内部，或者从敌人内部拉过来为我所用。这些人员都以反动面目在敌人内部长期卧底，忠实地执行我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当时对他们实行单线领导，知者甚少。其中有些暴露的遭敌人杀害，或者被我方误杀。活下来的有一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蒙受不白之冤，未予平凡昭雪。1986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和公安局组成专门办公室，由我和王合宜同志具体操作，通过调查取证为全区22名情侦人员落实了政策：其中追认为烈士的2人，按因公牺牲享受烈士待遇的2人，平反恢复名誉的12人，恢复党籍1人，接工龄退休改离休2人。在经济上给予定期补助的4人，发给一次性补助的10人。政策暖人心，死了的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活着的重回党的怀抱，无不感激涕零。

我在公安战线上度过了40个春秋，事迹平平，不敢言功，上级领导机关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8年7月1日国家安全部授予我“荣誉证章”1枚，1991年7月26日山东省公安厅授予我“人民警察二级金盾荣誉章”1枚，使我深受鼓舞，鞭策我保持晚节。

（李玉章供稿）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孙秀廷，字伯辰，是一位农民出身的文化人，文质彬彬，卓荦端方。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革命经历的文教工作者，共产党员，一心为党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3年病逝于工作任所，享年51岁。

父亲190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读私塾，1915年考入临沂教会中学，那时，家境贫寒，只能半耕半读，毕业后没有从事传教工作，而是选择了教育，曾于小车庄、东三冲、马头、郯城等地教书，被尊为孙先生。有了父亲的固定工作和收入，加之家中还有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家计。日子过的虽不富裕，却也平安祥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铁蹄肆虐，血花飞溅，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打破了所有家庭的生活宁静。父亲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撼，是继续教书，还是举旗抗日？两条道路摆在了父亲的面前。父亲沉默着，思索着……

幸好父亲的家叔孙广玉（字明石）年龄与父亲相差1—2岁，也是教书先生。他思想活跃，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著名的“苍山暴动”。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每逢礼拜天爷俩在家相遇，总是彻夜长谈。谈时局，谈理想，谈抱负，父亲思想上也开始要求进步。

1938年春，中共党员丁梦孙偕夫人郑仃云，以山东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来临沂发动群众抗日救国。4月21日，临沂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到了家门口，抗日救国迫在眉睫。5月，丁梦孙同志来到大丁庄，召开了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县团部成立大会，孙广玉参加了大会，并介绍我父亲认识了丁梦孙同志。丁梦孙同志告诉父亲：“可暂时以教书为掩护，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必要时可出来工作。”

自丁梦孙同志来临沂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以后，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县有县大队，区有区中队，村有青年营，临郯还有个游击队。大爷爷孙广玉还动员其父亲卖地买枪抗日。

我父亲坐不住了，看到时机已到，便决定放弃教书直接参加抗日。父亲跟母亲讲了要参加抗日的决定，争取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父亲深知母亲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不固执，明事理。母亲听后告诉父亲：“这事早就该决定了，你和咱叔每个礼拜天在家里啦的呱我都听得清楚，想得明白，我又不憨又不傻，你们说的是好是坏我还是分得清的。现在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咱不打他能行吗？躲能躲得了，藏能藏得住吗？横下一条心，跟着咱叔去打鬼子吧！咱不打鬼子，鬼子也不会叫咱安生！”母亲一席话讲得在理，讲得痛快，父亲高兴地连连说：“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就放心了。”

父亲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后，辞掉了教书工作，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父亲先在苍山县褚墩十二区区公所任文教助理，当时的区长是任从杰同志（解放后任南通市市长）。父亲在任区长的领导下，每天走村串户，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农会、识字班、儿童团站岗放哨，唱革命歌曲，贴抗日标语，也组织人员演革命节目、小戏曲等。遇到战事筹措军粮，还要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有时要亲冒枪林弹雨，战场救护伤病员。还要安抚抗日阵亡将士的家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抗属烈属的心坎上。每有鬼子扫荡，还要进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疏散转移群众，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父亲整天没白没黑的工作，受到领导的赞扬。不久，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更加积极认真。记得我的祖父病逝，通知了父亲。那时区公所设在兰山屯，区长安排两个班，护送父亲回家葬父。可父亲回家奔完丧，连住都没住，安排家人简单处理丧事，就匆忙赶回了区公所，继续工作起来。

为了抗日救国，父亲与母亲又把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我大哥孙汉元，送上了抗日的战场。不久，我二哥孙汉伦也去了部队。因我家是抗属，经常有部队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住在我家里。那年县大队的蒋中理指导员住在我家，二哥与蒋指导员混熟了，第二天移防时，蒋指导员给二哥一条皮腰带，二哥把腰带一扎，向母亲行了个军礼，就跟着队伍走了。那年我二哥才十五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蒋介石指挥大军大举进攻山东，临沂很快伪化。鲁南战役的枪炮声，咱们都能听得见。那年正值秋天种麦之时，有人说：这地还能种吗？不知种给谁吃？大炮整天如捣碓，我母亲凭感觉知道中央军北上要跟八路军打仗，要杀共产党人。因我家爷儿仨都在共产党队伍上干，国军一来，肯定不会放过俺。正巧父亲也回家告诉母亲：“国军北上，大战在即，还是到外地躲一躲。咱的部队不是怕中央军，退却只是暂时的。一定还得打回来，至于我，您就不用担心，我得跟领导和当地群众在一起，咱各自保重，听天由命吧！”说完父亲就走了。母亲很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只是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她找来邻居孙广先三爷爷，推了辆小木车，装上粮食、衣物等用品，三哥和我牵着牛，我们娘儿几个就离开了家。走了一整天，来到了一个叫为儿桥的村庄，在我母亲的三姑家住了下来。

过了三四天，中央军真的来了，村里的地主“还乡团”们打着小旗、敲锣打鼓迎接国军进村。

俺娘几个在为儿桥住了十多天，打听到村里国军已走，就回来了。到家一看，家里一片狼藉。母亲把家人重新安顿好，又找人打听父亲的消息，很快得到父亲仍在区公所工作，没有事。我大哥孙汉元，二哥孙汉伦，都在野战部队，经常转战，居无定所，也无法与其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的北上进攻，很快被解放军打败。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被解放军消灭以后，中央军就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淮海战役更是把不可一世的国军打得个一败涂地，屁滚尿流。

淮海战役结束后，父亲回家一次，他告诉母亲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二儿子的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不要挂念。可父亲走后，母亲便决定去淮海战役前线看望我二哥，我随母亲一起去的。我们到了部队上，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热情接待。一会儿，我二哥到了。当见到了母亲和我，端着茶水杯子的手一松，杯子落地，一头扑向母亲的怀里。我们娘儿仨抱头大哭一场。这个哭不是悲痛之哭，这是我们为淮海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高兴之哭，是俺娘儿仨在兵荒马乱之际难得一见的情感之哭。当晚我们在部队驻地台儿庄住下，还观看了部队演出的戏剧《血泪记》。

全国解放后，父亲调到了枣庄峄县任文教助理，1949年参加了山东省在藤县专区举办的集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驿县，任教育科长。由于父亲工作热情高涨，经常不分白昼的工作，终于积劳成疾，1953年病逝于任所。

我母亲孙汤氏，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也没读过书，但她有着一颗善良忠贞的爱国之心。每逢大事，她拿得起放得下。父亲病逝后，母亲痛心疾首。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申请批烈，可母亲不让。她说：“人都不在了，就不要再给国家添麻烦了。”我大哥当兵时，只有18岁。走时母亲没有阻拦，没有抱怨，而是要大哥在部队好好干，干出个人样来。我大哥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部队官至副师级，还参加了解放后第一次北京群英会，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参加了国庆第一次阅兵式（空军表演），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母亲听说后，高兴得直流泪，说：“好，好，儿子出息了！”我二哥当兵时，只有15岁，走时她也没有阻拦，也没有抱怨。虽然心疼他年龄小，但她觉得儿子跟着蒋指导员走，她放心。后来，我二哥在部队上干卫生工作，解放后转业到安徽省铜城县县医院工作。现早已离休在家，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

(孙汉均口述孙汉林整理)

李鸿宾其人其事

李鸿宾，罗庄区高都办事处小塘崖村人，生于光绪十三年（公历1888年）。30多岁时，家道败落，只得挑起要饭担子，到江苏、浙江一带谋生。后来，他与众多的乞丐一起参加了国民政府的运河筑路工。

他长得膀阔腰圆，干活不惜力气，很得工头和工友的喜欢。但他们修的路质量不高，每年雨季洪水冲毁路基，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付之东流。第二年亦是如此。于是国民政府的路政大员罢免了原工头的职务，采取了工程招标的形式。李鸿宾在招标过程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他陈述了以前筑路的弊端：由于运河水流不畅，造成洪水不能下泄，从而路基塌垮，要想修好此路，关键是先在运河上架桥，然后才能修路。他的构想受到了路政大员赏识，从而得到了承包运河公路的权利。管理人员不足，他又从老家请来了郑希国、李桂春两位好友帮助。工作中，他身先士卒，发放给工友的报酬合理。因此工友的干劲大，工程进度快。后来人越来越多，李鸿宾又实行三班制，白干夜干。1931年秋，运河枯水季节，开始修桥，仅用7个月时间，大桥修成，洪水到来时，早已通车一个多月了。运河公路是李鸿宾出世以来的第一部杰作。

凭着良好的信誉，李鸿宾又承包了中山、京杭、六和、阳青等南京周围的公路。每一条公路都保质保量地交付使用。国民政府给他颁发了工程师证书，以褒扬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然李鸿宾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李鸿宾在南京发财的消息传到了家乡小塘崖。许多老乡赶到南京要李鸿宾为其安排工作，其中包括以前与李鸿宾不睦的老乡。他不计前嫌，量才适用。许多乞丐放弃要饭，投到李鸿宾的麾下。南京的“五洲客站”就是当年李鸿宾的招待所、招工处。

1938年秋，日本占领了华北，南京风雨飘摇，危在旦夕。李鸿宾见时局吃紧，携带他十余年的积蓄，回到了小塘崖。回家后，购地500多亩，成为较为有名的地主。但他并不甘心侍弄土地，准备时局好转再回南京重操旧业，但至死没能如愿，他准备在村南建一座“八宝转香楼”，因地皮没能解决，只好作罢。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李鸿宾与八路军秘密接触。他出资给八路军装备了一个连，购买长枪100支，短枪20支，轻机枪2挺，子弹若干，服装120套。

1941年1月，李鸿宾因患阑尾炎住进基督医院（今临沂市人民医院前身），医治无效，2月8日病逝于家中。丧事办得很奢侈，双棺殓尸，做阴阳宅等。

李鸿宾究竟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他死后不久，其妻盖了五间大瓦屋。“文革”结束后，香港银行到小塘崖找李鸿宾，说存在香港银行的金条和美元若干要其人或继承人认领，因李鸿宾无继承人，这事便杳无音讯了。

（全新安撰文）

战斗在特殊战线上的李子亮

李子亮（1901—1941年）罗庄区高都街道肖庄村，地主家庭出身。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憎恨为富不仁的邪恶势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

1934年，范筑先任临沂县长，任命李子亮为临西乡乡长。李子亮任职后，配合范筑先合理征收田赋，打击土匪，一旦抓住土匪，即遣送临沂，交司法部门惩处。正因如此，周边土匪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李子亮担任了肖庄村村长。肖庄村富户甚多，土地延伸到临沭县、郯城县。时任八路军沂河支队参谋长的李华源常秘密到肖庄一带活动，不久结识了李子亮，对他的为人处事给予充分肯定。当时的肖庄处于敌伪与八路军交叉控制地带，各方都需要肖庄大富户的供给。李子亮任村长以前，田赋（也称官项）主要取之于中小地主、中农和贫苦农民。他任职期间，改变了征收方法，大部分田赋由28户大地主负担，贫苦农民基本不用交纳，而且征收的粮款大部分交给八路军用于抗战。此举引起了村中大地主的强烈不满，鉴于李子亮对抗战贡献和他特殊的身份，李华源便秘密发展他入党，并任命他为“八路军南进独立五大队肖庄情报站站长”，与李华源单线联系。李子亮不辱使命，一面做着情报工作，一面跟地主们周旋，给八路军提供战备物资。1941年5月，敌人秘密逮捕了李子亮，并将他杀害。

1988年，山东省人民政府、临沂市人民政府追认李子亮为革命烈士。原八路军老首长、上海铁路局局长李华源同志亲自参与了李子亮被追认“革命烈士”的全过程。

（全新安撰文）

一代名医宋文卿

宋献龄（1895—1995年），字文卿，山东临沂人。生于清末，长于乱世，五十多岁才盼来解放。他上学时间不长，但天资聪颖，博闻强识，过目不忘，人称其天才。

先生原在临沂城“仁和药楼”工作。民国初年，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土匪刘黑七等屡次骚扰临沂。当时的“仁和药楼”在苦难中生存了下来，好容易能糊口。1938年又来鬼子，宋先生为了躲避鬼子的屠刀，从城里跑到了罗西苑庄（当时名曰“跑返”），在此地开办起“同聚药房”。

当时，罗庄传染病流行，天花、黑热病等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家中有人一旦有人得病就是死路一条，老百姓人心惶惶。

宋老先生来到此地，先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又不辞劳苦，万里奔波，到广州、上海买回外国进口的牛痘疫苗，给人预防接种；又从德国进口“四锑黑克”治疗黑热病。没有医疗器械自己制，没有蒸馏水自己做蒸锅蒸，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医术高明，很快名声大振。

当时的流行病以“黑热病”危害最大，老百姓称之为“大肚子病”。如果得了此病，马上找宋先生治疗还可，否则保不住命。是故四里八乡找宋先生治病的越来越多，每天从早到晚，病人一个一个排队等着打针，从药房门口一直排到大街上。有时宋老先生一天只吃一顿饭，工作起来不分黑白。

人得了天花就会留下一脸麻子。大伙听说宋先生能通过接种牛痘预防，都非常高兴。种个牛痘要几斤麦子，家里穷没有的，就先记账种上再说。

治黑热病须用钱多，粮食也行，治好了病没有钱，也可以记账。记账都以大洋为准。因为穷人多，账本也用的多。那时的账本，都是以村庄为单位，光是朱陈一个村的账本就有9个，全村共欠大洋3900多元。方圆百里地都找老先生看病，欠账的村庄不下几百个，账本一摞一摞整齐地排了一大片。解放后，按宋先生的指示，把那一本一本、一摞一摞的账本一把火都烧了，所欠先生的钱粮一笔勾销。

新中国成立前，庙山区区委书记张国柱，经常派人请宋先生给伤病员治病疗伤，其中需要做手术的非常多。手术中多用麻药，但是当时敌人封锁，宋先生只好到各处筹集，千方百计地争取各界支持。共产党的官兵没有一个不认识宋先生的，不论白天黑夜，一听说是宋先生，都马上主动让路。

乱世受枪伤的人也多。每每夜里来些请宋先生的，几里远、几十里远不等，一般来去都是一夜，白天再给群众看病，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

宋先生治疗一些重病的典型病例很多。在东迭庄时，来了一对苍山兰陵的青年夫妇，其妇患“血栓性脉管炎”，经各大医院治病无效，面临截肢，一听能治，喜出望外。经宋先生一个月零六天的治疗，居然康复，高高兴兴地回了兰陵。第二年的八月十五，小两口背着两瓶兰陵美酒，步行一百多里，来东迭庄看望他，言称临时家里穷，但时时不忘宋老先生的大恩大德。后来小两口在兰陵先是卖水饺，又开了个大饭店，买卖非常兴隆，曾患血栓性脉管炎的那条腿一直很好。

新中国成立时，宋先生已年过半百。公私合营后，全部的药铺家当都入了公，参加了合作医疗工作。乡医院派宋先生去黄庄村工作，几年后又调到东迭庄办合作医疗。从马厂湖医院退休后，迁到赵家红埠寺，安度晚年。

晚年的宋先生非常健谈，当时的名人学者岳修吾、张明雪、王小古、赵元明、王相臣等，经常找宋先生谈心。天天人来客往，先生以茶代酒，大家谈笑风生，大有一年无冬夏、四季皆如春之感。

宋老先生的一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以圣人为师，以道德为训，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座右铭。至今，他的子孙仍秉承先生遗训，以岐黄之术造福乡亲。

（李金城供稿）

替兄从军

1948年，春天。

我们的家乡麻湖村，那时隶属于苍山县，已经是解放区了。我的爷爷，就生活在这个两河相依的村子里。我三奶奶说，爷爷是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十七八岁的时候，过继给了我们本家的一个老爷爷，从那里继承了十几亩地，日子还算可以。后来娶了我奶奶，生了大伯和我爹。赌性不改的爷爷没有了赌注，竟然跟着村长赌起了参军。

村长说：“前线打仗，需要人手，咱们村谁去？”

前方战事正紧，谁都知道，去了有可能再也回不来。村东头的打麦场里一片沉默。

“你去我就去！”爷爷猛地吼了一嗓子，打破了这片沉寂。

村长大笔一挥，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爷爷二话没说，在村长名字的下边按上了自己的手印。（爷爷不会写字，只好摁手印，让别人写下名字）

后面也有几个人陆陆续续地举起了手。

于是，摁着爷爷鲜红手印的名单就交到了区里。区里招兵的人一看，村长应该在村里主持工作，就把他的名字划了去。

爷爷一言不发，去区里领了一套参军的东西。已有两个孩子的奶奶哭天嚎地，却劝不动爷爷半分。

村长看着这情形，也有几分不忍：“要不就算了吧，我去跟区里说说，反正那个赌约我没遵守。”

爷爷一跺脚，扭头走了，留下了顿足捶胸的奶奶和两个扯着奶奶衣襟的娃娃。

到了区里集合整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队伍向北进发了。

行至罗庄西部的朱陈村，走在队伍前面的爷爷，发现不远的前面，一棵大柳树下，站着两个人，定睛一看，竟是村长和我的三爷爷。村长一把把爷爷拉出了队伍，已经换好军装的三爷爷迅速地插了进去。队伍继续前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呆在原地的爷爷被村长强行拽上马，朝回家的方向跑去。路上，爷爷才知道，一向沉闷的三爷爷，在爷爷走后，抱起最小的娃娃，塞到奶奶怀里：“嫂子!俺去！”

三爷爷让村里缝过军装的大娘连夜赶了一套军装，又让村长到邻村借了一匹快马，天没亮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朱陈村。就这样，爷爷在从军的路上被替换了下来。

1949年的冬天，三爷爷在清剿残匪的战斗中，光荣负伤；伤愈后，复员回家，默默地娶妻，生子，直至几年后枪伤复发，默默去世。

直到有一年，我在翻阅《郯城县志》的时候，偶然发现麻湖村有一名烈士与我爷爷名字相似，刨根问底才弄明白那个烈士刘广玉就是我的三爷爷，从而忆起了那一段替兄从军的往事。

（孙长玲撰文）

坚贞不屈的石宝祥

石宝祥（？-1948年），罗庄区高都办事处肖庄村人。贫农出身，青年时期以干木匠活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石宝祥成了“减租减息”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参加了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拥军支前。由于立场坚定，被群众选为农救会会长。1946年，光荣入党，带领民兵和群众为保卫胜利果实，殚精竭虑，日夜操劳，深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戴，同时引起了反动地主的仇恨。

1947年初，王洪九率领“还乡团”卷土重来，临沂陷入敌手，肖庄村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上级要求暂时将枪支藏匿起来，党员转入地下活动。为了不把枪支留给敌人，石宝祥和其他党员把枪体和枪杆拆开，分别埋在两个地方。

斗争越来越残酷，“还乡团”到处抓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1月的一天，石宝祥把本村党员的名单和分田地的账目用半个蓑衣包起来，埋在大门的枕石下，并对妻子和女儿们说：“就是咱全家死光了，也不能把这个说出来！”

1948年2月，石宝祥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实施了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没向敌人泄露半点秘密，保全了枪支，保全了党组织。最后，敌人只好对他下了毒手，把他活埋在武河口不远处。

解放后，石宝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全新安撰文）

管振明烈士传略

管振明（1921—1947年），原名管建，男，汉族，苍山县褚墩镇（今属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孙庄人。1921年出生于一户中农家庭。父亲管从仁，母亲管杨氏，均在本村务农。管振明兄妹五人，本人排行第二。

幼年至青少年时期，管振明先是在本村私塾读书，他聪慧好学，成绩颇佳，深得老师和同窗喜爱，后在家帮助父母务农，勤劳淳朴，品性谦和。这期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政治黑暗，民生凋敝，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激烈残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在全国多地领导了很多次起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并进行了著名的长征。在鲁南大地上，以共产党人刘之言和郭云舫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发展很快，1929年10月，刘之言在马头“郯城县立第三小学”创建了中共在临、郯、费、峄地区的第一个支部，后被称为鲁南第一支部。支部建立后，刘之言便通过开展各种活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传播革命思想，并在1933年领导了著名的苍山暴动。这些事件都对青少年时期的管振明影响很大，他边读书边思考，边劳动边探求，渐渐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1938年春末夏初，日寇铁蹄践踏了临沂大地，管振明的家乡成为沦陷区，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后来推行“以华制华”，寻找和培植汉奸走狗、地方恶霸势力供它驱使，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同时，在占领区内实行野蛮和残酷的经济掠夺政策，以战养战，利用掠夺到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供应其侵华战争的需要，妄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管振明时年17周岁，目睹日寇的暴行，义愤填膺，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在老屯参加了农民抗日自卫团，和战友们一起，以游击战的形式同侵略者和当地的邪恶势力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

1939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下到达抱犊崮山区，以此为中心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1940年初，为了加强对鲁南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统一整编部队，将包括老屯农民抗日自卫团在内的几支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沂河支队。管振明自参加革命后，在献身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作战勇敢机智，思想上追求进步，自觉接受组织培养，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因此整编后上级任命他为连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尽职尽责，除了协同连长组织指挥战斗外，带领官兵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经常与全连战士促膝谈心，熟悉每个人的经历、个性等，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和教育工作。

1942至1945年，管振明任沂河支队后勤处三厂（被服厂、鞋厂和兵工厂）政委，在抱犊崮山区坚持斗争。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山区石头居多，耕地少，粮食奇缺，时常吃不上饭，经常挖野菜充饥，有时吃的高粱煎饼，都已发霉变质。日伪军对根据地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有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数天露营在外，突围时趟水过河满身泥泞，跑过芦苇丛中脚常常被扎得鲜血淋漓。顽固的恶霸地主，都有武装，山山有围寨，村村有堡垒，山顶上还有明碉暗堡，在上面打冷枪，很多人因此伤亡。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不时制造摩擦，面对日、伪、顽重重包围的严峻形势和山区物质贫乏、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困难局面，他毫不气馁，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认真组织三厂400多名干部和工人学习贯彻罗荣桓首长提出的“插（插到敌人间隙地区）、争（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挤掉顽固势力）、打（打击日伪军）、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反‘扫荡’，反摩擦）”的六字方针和“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在各种凶顽势力犬牙交错的夹缝中求生存，同时千方百计地克服交通不便和物资极度缺乏的困难，一边组织干部和工人轮流进行军事训练一边坚持军需物资的生产，使后勤三厂做到了既是生产队，又是运输队，还是战斗队，适应了战时要求，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管振明被调到部队前线。1947年1月，所属部队统编为华东野战军。是年3月，国民党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0月，时任华野某营教导员的管振明在邳州岔河的战斗中，同其他指战员围在一起研究战斗方案时，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他身体多处被炸伤，伤势严重，战地医院无能为力。在转往后方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于苍山县后杨官寺牺牲。

管振明牺牲时年仅26岁，唯一的亲生女儿管成贵（1945年出生，在郯城县人民医院工作，现已离休）不满3岁，按照当地风俗遗体暂厝。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由过继的儿子管成恩（1958年出生，现在孙盛庄村务农）扶柩葬于本村管家林地，烈士得以长眠地下，安息故乡。

（孙全成撰文）

徐洪祯烈士传略

徐洪祯（1911～1948年），罗庄区黄山镇峰山大圩子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本村的孙寿佃一起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鲁南军区来黄山一带征兵，徐洪祯的二舅哥李凤奎应征，由于其妻不同意，徐洪祯主动要求替他应征参加了八路军。

徐洪祯具有相当强的工作能力，对党交给的任务积极负责，1944年起负责军用物资供应工作，1945年担任鲁南军区后勤部公路站站长，为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1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当时的国民党临沂专员王洪九，网罗各种反动势力，对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徐洪祯所在部队接到命令北撤，徐洪祯家人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前往济宁南马兴一带躲藏起来。

1947年8月徐洪祯和郭洪陆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顺便回峰山老家探望母亲，返回途经风渡口高粱地时，不幸遭遇国民党的军队。二人被逮捕后，直接被押送到傅庄据点看管，不久又被转押到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的临沂监狱。徐洪祯的二舅哥李凤奎去探望他，并想把他替换出来，结果连他一同扣押。

在狱中，徐洪祯受尽敌人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但他英勇斗争，宁死不屈，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敌人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1948年8月，临沂城解放前夕，困守临沂的王洪九准备逃离。临走前，在城西北沙滩杀人场将徐洪祯等几百人活活埋掉。徐洪祯的二舅哥李凤奎被逼当观众，亲眼目睹徐洪祯被活埋的过程。整个现场惨不忍睹。杀人场共挖了几十个窖子，每窖活埋7个人。当天晚上将活埋剩下的（不确定是共产党员和干部的，其中包括徐洪祯的二舅哥和峰山村民兵陈洪香）集合起来，带着手铐从205国道经过李庄向郯城一带撤退，后来被及时赶来的解放军解救出来。

徐洪祯的二舅哥李凤奎回家后，向大家说明了徐洪祯被活埋的事情，并告诉大家徐洪祯就埋在第47窖。全村人悲痛万分。徐洪祯的妹婿带领一部分人去王洪九的万人坑寻找尸体，扒了半天仅扒出个女人头。大家以为扒错了就回来了。其实这一窖共埋了7个人。

徐洪祯牺牲时年仅37岁，撇下38岁的妻子李徐氏带着4个孩子（长女才13岁，次女10岁，长子7岁，次子4岁）过日子。后来，徐洪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华东烈士陵园内刻有他的名字，郯城县烈士陵园有他的墓碑。徐洪祯的事迹一直被家乡人们传颂着。

（杜振方撰文）

青春之歌

——王世伟烈士事迹

王世伟1968年10月出生于沂蒙革命老区册山街道黑虎墩村一个贫民家庭，自幼勤奋刻苦、品学兼优，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时期他一直是三好学生和优秀班干部。

1987年高考时，军校招飞行员，从小就立志从军的他毅然报了名，凭着他优异的高考成绩和良好的身体素质顺利考上了中国空军第一飞行学院。一下子他所在的学校轰动了，整个家乡也轰动了。

在军校的4年学习中，他不负家乡亲人的关心与厚望，刻苦学习高科技文化知识，刻苦钻研飞行技术，使得各科成绩全部都是优秀，并在军校学习期间光荣入党。

1991年军事高校毕业后，他服从军队的安排，开始了军旅生涯，先后转战于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在执行飞行任务中他多次受到了部队的嘉奖，曾荣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在同一批飞行学员中，他是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并成为能飞4种气象的“全天候”飞行员。

1994年，他晋升为空军中尉，却没有放弃他的飞行生涯，仍战斗在一线。当时部队有政策，他可以转业到地方市直机关当一名干部，而他对师政委说，我才26岁，虽说飞行了8年之多，可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我不能离开部队到地方政府享清福，应该为部队多出点力。就这样，他放弃了转业机会。

1995年2月10日，在执行飞行任务中，技术娴熟、业务精干的他却遭遇了不幸：战斗机刚起飞升空就出现了线路起火的故障，而且无法排除，而飞机下方村庄林立，是人口稠密的聚居区。面对飞机即将失控坠毁的危机关头，他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舱内已浓烟弥漫，飞机开始下坠，他果毅勇敢，沉着冷静，没有弃机跳伞，而是在飞机下坠的几秒钟里，仔细分辨村庄的位置，努力控制着飞机的方向。飞机最终坠毁在一个村庄百米之外的麦田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损害，而他却献出了自己27岁的年轻生命。

王世伟以他那无私无畏的情怀，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赞歌，就像他日记里曾写的那样：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时刻不能忘记党和人民。我永远是人民的儿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王世伟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号召全军向英雄学习。部队为烈士开追悼会那天，有许多附近的群众纷纷自发地前来悼念，战士们和群众都哭了。是呀！王世伟为了人民献出了生命，人民又怎能忘记他！

王世伟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他的家乡沂蒙革命老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每年的清明时节人们都要到那里扫墓献花，来纪念他以及众多跟他一样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革命烈士。

（王士军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