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傅家庄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于1938年初沿着台潍公路向临沂进攻，中国军队第40、59军迎头阻击，展开了临沂保卫战。第40军的后方医院设在傅家庄小学及附近的民房里，日军的飞机经常前来轰炸。

3月17日，有3架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我在屋门口看到它们到了头顶，只见从飞机上扔下一些像酒瓶一样的东西，呼啸而下，刹那间就是一阵巨响，震得地动山摇，浓烟夹杂着瓦砾碎石冲上天空。

我冲出院子，想找个藏身的地方，倒塌的房屋把我家前面的巷子堵死了，跑不出去。接着听到了哭声和呼喊声。我前院的王桂华哭喊着：“我的娘啊！”众乡亲和驻军官兵闻讯赶来，先把腿部受伤的王凤伦抬到炸弹坑旁边的空地上躺着，另一些人忙着抢救被埋在废墟里的王桂华的母亲，大家一起用手扒。她头部受伤，额头上有核桃大的一个洞，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只剩下一口气。刘宝章的母亲也同样是从废墟中扒出来，她腹部受伤，肠子都流了出来。

戏楼前是我村的中心区，卖熟食的很多。我父亲正在那里卖煎饼，当飞机来时，他和绝大多数人都跑到戏楼后面的河边去了。少数人未来得及跑，炸弹就落下来了，当场就炸死了陈祥贞的大女儿、阚德祥的大哥、姓朱的哑巴。在哑巴的尸体旁还躺着一个姓李的卖盐卤的老人，他两条腿被炸断。

前来认尸的家人哭声震天，泪如雨下。阚大哥的媳妇冲到丈夫身边，瘫倒在地，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有人高声骂道：“小日本，我操你八辈子祖宗，俺老百姓没惹你凭什么来炸俺！”

桥头南大街上，有5个外村的农民被炸死，一个个躺在血泊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有4个是来买酒糟喂猪的，1个是来担酒的。我家前面第一个弹着点，若往后30米，就正好落在院内，我和母亲就会被炸死。父亲若是不往戏楼后跑，也会遇难。真是万幸啊！这一幕幕惨景，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同年四月一日（农历三月初一）鬼子的飞机又来空袭。我和母亲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就立即钻进了地瓜窖里，飞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声，俯冲、兜圈子、扔炸弹。兜了三圈，扔下了3颗炸弹。看样子日本飞机不是来炸医院的，而是专门轰炸围墙北门楼和东西两端的炮楼等防御设施的，但是都没有炸中。

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五），鬼子开始从西门进攻临沂城，同时攻打朱陈村，先派飞机狂轰滥炸，后进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傅家庄离朱陈村不远，只见火光冲天，枪声大作。由于害怕战火殃及傅家庄，全村人都四处逃难。我们一家三口于当夜逃到孟家庄的二姑家。过了十几天，战争日趋紧张，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感到哪里都不太平，于是又和全家逃往同沂庄一带。逃难在外，颠沛流离，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有一天，东北风呼啸，天上乌云密布，地上尘土飞扬，中国军队往南撤退，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俯冲、扫射。听说临沂城失守了，人们由恐慌变成了绝望。

仰望夜空见北斗。1938年11月间，一天下午，八路军来到傅家庄，他们穿灰色军装，有男有女。晚上在戏楼演出话剧、唱歌，宣传抗日救国。第二天，突然听到庄外一阵枪声，有人高声喊道：“鬼子来了！”台下老百姓顷刻散去，台上的演员来不及卸妆就撤走了。待我跑回家后，鬼子已从东门进了村，在前街逐户搜查。见鸡就抓，见年轻妇女就追。直到快天黑了，鬼子才乘坐汽车回城里。

南涑河从村子穿过，分成河南、河北两个村，河北是土围子。河南的围墙多半是砖石结构，高有十米，又有涑河与壕沟环绕四周，易守难攻。中心区有地主两个大院，日伪军选中了这个地方，把伪警察所、伪区公所和一个鬼子小队置于路西院内，剿共大队在路东院内，共有400多人。从1939年初到1945年9月鬼子投降，傅家庄的老百姓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苦熬了7个春秋。

日伪军在傅家庄安了据点，老百姓掉进了火坑。日军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什么治安费、给养费、鞋袜费，连打八路军的子弹也要向老百姓要钱，名曰“子弹费”，说不上名的就叫“手提款”。多是派人来要，拿了钱就走，拿不到钱就把人带走。傅家庄北村的张庆文是个老实人，家有十几亩地，一头小牛，就是因为没有当汉奸兵，各种苛捐杂税都少不了他的份。有一次“伪乡公所”陈寿山（解放后被判刑，死在劳改队）带着一个扛枪的“黄皮狗”来到他家，上门要给养，张口就要十斤煎饼。正巧没有现成的，张庆文说：“我这月都交过两次了，放我一马吧！”“黄皮狗”二话不说，牵走了一头牛顶了账。

村中首富陈锡印有良田百十余亩，另有酿酒厂、碗窑各一座，粮足钱多。伪保长陈明辉（建国后被判刑）却不向他摊派公饷，引起村民的不满。陈宪隆编写了一段顺口溜：“陈明峰当庄长，陈锡印的公饷不用装。”被保长知道后，挨了一顿训斥，只得点头认错。

日伪军貌似虎狼，其实最怕死，见了八路军游击队，不叫爹就叫爷爷。他们住在据点里也觉着不保险，就把原来的涑河挖深，把庄前的拦河坝加高，提高水位。同时，又在庄外从龙王庙经朱家岭至窑北头、从洋桥经北老屯至泉庄、从庄北李家林至岳家旦子村西，沿河挖了三道封锁沟。沟上修公路，两头修炮楼，炮楼周围加木寨。傅家庄成了碉堡林立的“治安村”。

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傅家庄以及附近村民干的。按每人每月至少10天来计算，共计780天，老百姓两年多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他们规定15岁以上的村民，不分男女，都由甲保指派，每家轮流出工，不去就罚，晚了非打即骂。

有一天，我去晚了，就被打了两个耳光。在开挖龙王庙这条路时，很费力，从秋天开始直到次年夏天才完工。大伙给鬼子干活都很消极，出工不出力，用磨洋工的办法来对抗。有一次，我们没注意，被一个监工的伪军看见了，他大步流星走来，手持一根竹竿，朝着我们猛打，竹竿打断成了三截。李庆远的头被打破。伪军走后，大家都骂他：“这个小舅子不得好死，出门就碰枪子！”人们总结出一条经验：不打勤快，不打懒，单打你不长眼。后来，就指定一个人专盯监工的，来了就干，走了就站，熬到日落下山，回家吃饭。

1945年8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庄北边的公路被游击队扒了，鬼子的汽车进不来，出不去。鬼子把老百姓赶来修路。我们50多人拖拖拉拉的，一个大胡子、戴着眼镜的鬼子，抡起枪托朝我们打来，并指着公路说：“快快的干活，偷懒的不要！”中午不让我们休息，也不让回家吃饭，直到下午才放我们回家。晚上，我们还得上围墙打更守围子。

河北村围墙上有12个炮楼，每处4人，轮流上台站岗。台下一间小屋，供打更人避雨。李巡官（东北人，大个子，绰号“大黑狗”）亲自查岗，稍有不满，抬手就打。某次，他摸了摸陈顺义和胡景玉的褂子都不湿，命令两人跪在地上，相互打耳光。他还用皮靴狠踢，直到两人的脸都打肿了，才罢休。陈顺义年轻气盛，把菜刀磨得雪亮，锋利无比，站岗的时候藏在怀里，只等“大黑狗”来查哨，准备砍死他后就去当八路军。可不知为什么，大黑狗再也没有来。

日伪军大搞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强令傅家庄沿街店铺挂日本旗，使用金票即伪钞，禁止用老票（国民党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和北海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见了就没收。有一次，剿共大队长秦仲元带人到集市上逐个搜身，把法币、北海票全部收走。伪警察所逐户清查人口，把每一家的人名、性别、年龄、职业以及户主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木牌中，钉在每家的大门上。成年人一律办“良民证”，外出随身携带。利用保甲组织实行“连坐制”，若有谁家私通八路，周围人家都要承担责任。鬼子还实行经济封锁，把日本产的“肥田粉”强卖给农民。老百姓抵制日货，就改用豆油，用火镰、火石取火。火镰、火石、火纸闷成了当地的三种宝。

日军为侵华之需，搜集民间的钢铁，派“黑狗子”上门去抢。孙奎仁因家里没有铁，陈寿山就把他家做饭用的小铁锅给拿走了。村里老百姓把挂灯用的铁钉都交了。老百姓对小鬼子恨之入骨，民怨沸腾。当地流传民谣：“日本鬼卖凉粉，打了罐子赔了本，坐火车别了腿，坐轮船沉了底。”另一首民谣：“爹吃鱼，娘吃蟾，日本鬼子这就完。”当时，凡出嫁的姑娘回娘家时，都带上面鱼和面蟾这两件礼物，既表达了孝心，又祈祷日本鬼子快完蛋，人民享太平。当时，面食户都改做面鱼和面蟾这两种食品，供不应求。

岳家旦子和殷家旦子也都组织起了民兵，他们装扮成赶集的人，端掉了伪军的岗哨，夺取了枪支。小鬼子和伪军都很害怕，有一次鬼子去偷袭岳家旦子，遭到民兵顽强抵抗，没有得逞，在回去的路上，把杜家旦子烧光抢光。日军处心积虑地想报复岳家旦子。1944年冬，日伪军倾巢出动，袭击岳家旦子。民兵们凭险据守，激战5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十余人。

1945年，人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天亮了，傅家庄解放了，人们纷纷跑出家门，来到了大街上。不见了小鬼子和伪军，只见鬼子的一条狼狗还在到处奔跑，人们纷纷追打着，那狼狗也没有了昔日的疯狂，被堵在围墙里打死了：就在7年前鬼子的飞机炸死5个村民的地方，连同它的主子一起完了蛋。

（李玉章 口述 连德梓 整理）

菊花屯抗匪保村战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土匪猖獗。他们盘踞在今苍山县和临沭县一带的山中，经常窜至周边村庄骚扰百姓，绑架富户，逼要钱粮，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闹得各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在这种情况下，我村三崖都忙着加固围墙，训练壮丁，防备土匪的袭击。

菊花屯分南崖、东崖、西崖3个圩子，各崖都有坚固的围墙，尤以南崖的围墙更为高大坚固。南崖村民在庄长孙桂芳、孙茂的带领下，由本崖丁、李、孙三姓富户出资，修补围墙，加高垛口，增设炮楼，修葺更屋子，集中各种武器，并参加了临沂城南联庄会，训练大刀会员50多名以及村中青年壮丁近200人。南崖围墙始修于明末，其间经过数次加高加固，高约8米，厚约2米，围墙上设有9个炮楼，不远就有一个更屋。为了便于防守，已将西大门用土囤住，平时只开一个小北角门。围墙外东西北三面都是又深又宽的大汪，南边是宽6米的大沟，有水时和大汪相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的一天，一股土匪经峰山村后，来到我村北，先到后庙里找到和尚去通知三崖庄长，每崖要交出煎饼500斤，馒头300斤，猪牛若干头，大洋1000块，并蛮横地说：“如果交不上，老子的枪子可不认人！”面对这群凶神恶煞，东西两崖的村民担心围墙不太坚固，没有信心同土匪抵抗。因两崖富户都已提前将家属安置到南崖村民的家中，就趁土匪在后庙歇息之机，开了大门，逃到附近亲戚家或野外，观察土匪的动静。

南崖的村民得到通知后，庄长孙桂芳和孙茂马上召集村民到围墙上开会，大家摩拳擦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不怕土匪，抗匪保村，与土匪决一死战，誓与南崖共存亡。前来送信的和尚及两位庄长带领村民在大五环炮前，烧了齐心纸，磕了齐心头。

土匪见三崖的村民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东西两崖的村民又都跑光了，顿时恼羞成怒，集结了几百名土匪，从西边和北边两个方向朝围墙下扑来（当时由于冬春干旱，大汪已经半干，三分之二的地方没有水）。围墙上的村民沉着应战，奋力还击。五环、三环大炮和十几杆天门炮一起轰鸣，打得土匪无法靠近围墙。土匪几次攻击，都被压了下去，几个小头目站在汪北崖的高坡上指挥，其中一名匪首手提大刀，冲着南崖恶狠狠地喊叫：“勊开汪南崖，让孩娃不剩！”炮手连忙将三环炮对准他，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匪徒一片哭喊，烟尘散去，只见几个匪徒抬着半死的小头目向后庙逃去。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次日天明，匪兵死伤不少，圩子岿然不动。

第二天早晨，匪徒退到汪北崖休息。妇女们把早饭热粥送到围墙上，守圩的村民轮流吃饭，一点也不放松警惕。早饭后，土匪又进行了数次疯狂的攻击，都被猛烈的炮火和村民的喊杀声打了回去。这时有一个矮个子匪首气急败坏地喊叫：“小小的汪南崖这么难打，要是勊不开，我就在柳树下吊死！”持续到晚上，土匪见硬打难以攻克，就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们大喊着从西面攻击圩墙，却暗中派精干力量迂回到防守相对薄弱的东南角偷袭。村民们早已料到这招，提前在东南方围墙上派了十几名青壮年,带着土炮和长枪预备在那里。当十几名匪徒偷偷来到大沟边，离围墙十几米处的时候，村民枪炮齐放，把这伙土匪打得哭爹喊娘，抱头鼠窜，准备登墙用的梯子和绳索、铁锨丢了一地。这一夜，土匪从好几个方向发动了10余次攻击，都没有靠近围墙边。就在下半夜，西围墙出现了险情，原因是炮手孙恒秀和孙殿言放多了枪药，一炮打出去，力量太大竟把围墙震塌了5米多。幸亏是夜间，村民忙用更屋里的草席苫子遮住，里面用土和石块垒起。第三天早晨，村民把家里的铁器、耙齿等都拿到了围墙上。妇女们烧好热粥，送来饭后，向围墙上搬运石头瓦块，准备继续同土匪战斗。

土匪见守圩子的村民越战越勇，丝毫没有胆怯，加上三天三夜的攻击，早已筋疲力尽，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匪首找到后庙的住持问：“小小的汪南崖怎么这么厉害，三天还打不开？”住持吓唬他们说:“汪南崖围墙坚固，枪炮火药齐备，有好几尊大火龙炮十分厉害，光大刀会的会员就有百多口子，十日半月别想打开！”土匪听后，便失去了信心，停止了攻击。傍晚时分，土匪的探子来报告说，从临沂城里来的剿匪官兵已经到了常旺一带。匪首马上收拾残队，抬着死伤的匪徒，在夜幕的掩护下，灰溜溜地逃走了。

菊花屯抗匪保村战是临沂城南乡村民自发抗击土匪的典范，它沉重地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了，可村中老人讲述起来情绪仍然十分激昂，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孙九省 撰文)

我的家族抗战史

绵绵阴雨，又是一年清明节。回乡扫墓，倾听老人诉说家族里的抗日血泪历史。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件，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抗敌。1938年2月，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坂垣第五师团主力坂本支队及伪军刘桂堂部约两万人，自胶济线南犯诸城、沂水、莒县，直扑临沂。国民党驻守东海、连云港一带的第三军团庞炳勋部，火速赶到临沂坚守。3月26日，日军集结1000余人，在十几门大炮的掩护下，绕道转至临沂城西义堂一带，伺机环攻取城。激战数日，庞部兵力损失过大，已失去战斗力。庞炳勋率部南撤沭埠岭、黄山一线寻求补给，等待援军。时任黄山乡乡长、联庄会会长、特派员的爱国乡绅徐奎元（字梅亭）闻听庞部是抗击日军、保卫临沂城的部队，看到抗日将士伤残饥困，立即拿出家中的粮食、药品，为临沂的抗日斗争献上绵薄之力。后来，庞炳勋将此事报告政府颁令嘉奖，感谢徐奎元为抗日斗争不吝钱财的义举（“文革”中嘉奖令被毁）。

1938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丁梦孙以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在临沂南乡三重村、丁庄一带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乡绅名流的支持，丁梦孙等人亲自前往南乡徐奎元家中。徐奎元掌握李庄、黄山、册山等多地的土地账簿册，当时只有拥有土地账簿册才知道老百姓手里到底有多少土地、该交多少粮食。徐奎元手中的账簿一时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和日寇眼中的香饽饽，各方都千方百计争取他。但朴实的徐奎元心里非常明晰，他对日寇犯下的种种恶行是万分痛恨的，在与各区代表开会时明确提出“宁死不当汉奸”，国民党军已经南撤，唯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的抗日队伍。当丁梦孙表明来意后，徐奎元当即欣然答应。为了掩饰身份便于开展工作，丁梦孙又主动提出拜徐奎元为义父。从此，丁梦孙便以货郎的身份，一面带着徐奎元的粮食批条为前线筹措粮食，一面通过徐奎元引荐，结识其他乡绅，发展苏北鲁南地区抗日组织。在此期间，他还介绍徐奎元秘密加入共产党（因临沂城抗日斗争形势需要和徐奎元的特殊身份，一直并未公开）。同年3月中旬，徐奎元与丁梦孙一起参加了在丁庄小学召开的“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成立大会。青年救国团成立后，丁梦孙考虑到自身安全，白天在丁庄、三冲、册山一带以货郎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晚上便悄悄返回徐奎元家中吃住，长达一年之久。后来随着丁梦孙的抗日队伍越来越壮大，徐奎元便献出了手中的土地账簿册，从而解决了抗日队伍后勤保障问题。随着黄山一带抗日队伍的稳定壮大，徐奎元又将丁梦孙介绍到其亲家所在的庄坞一带开展工作。丁梦孙非常感谢徐奎元为抗日作出的突出贡献，希望他出任青救团内职务。忠厚朴实的徐奎元出于各方面原因给予婉拒，引荐自己的孩子徐洪恂、徐洪贵两位热血青年参加了丁梦孙的临郯青年救国团早期组织。因两人表现突出，经丁梦孙推荐，派他们到司贺峰、何建华和王伯英组建的“山东农民抗日自卫团”深造学习。

1938年10月，徐洪贵、徐洪恂两兄弟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带着丁梦孙的介绍信，前往农抗团驻地——老屯村。因农抗团第一期已经圆满结束，二人参加了第二期，并于10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开学。农抗团的成立给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临沂人民带来了希望，但也引起了日寇的恐惧和仇恨。敌人把农抗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1938年11月6日（农历九月十五日），日寇集中了9辆汽车，载兵200余人，黎明前由临沂城悄悄出动，从侧后驶来。汽车停在村东门外土地庙前，兵力马上散开。这时坐在最北面位置上的一区队一班长高秉田十分警惕，立即报告了何建华。何建华扭头向北仔细看去，果真是敌人的车队，当即命令队伍撤退。徐洪恂、徐洪贵二人借助房屋和树林的掩护，向西北方撤退，很快摆脱日寇重围。当看到其他学员遭到日寇围堵时，便带领其他配枪学员从侧面向敌人突然发起袭击，迫使敌人不得不抽掉一部分兵力扑向他们，吸引了敌人火力，为其他学员突围创造机会。由于敌众我寡、武器悬殊，在协助其他学员突围时，徐洪恂、徐洪贵壮烈牺牲。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共牺牲了37名农抗团学员，史称“老屯惨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任徐州地委常委、副专员的高秉田同志故地重游，给党史办的同志们讲述老屯惨案，并提出应为死难的同志申报烈士，对死难者的家属给以抚恤和照顾，以慰在天之灵。此事至今没有着落。

“老屯惨案”发生后，家中得知二人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徐洪恂、徐洪贵年纪轻轻，均未成家，可谓英年早逝。家里派人偷偷将两位英雄的尸体抬回，但见弹孔累累，全身是血，因怕引起鬼子的注意，便直接抬到祖林，草草下葬。送尸体回来的还有一位骑着枣红大马、面色红润、身着八路军军服的人，人称“老司”，此人便是司贺峰。老司带来了丁梦孙的书信，信中表达了对二人牺牲的悲愤之情和自己的歉意。

爱国热情与丧子之痛交织在一起，更激发了徐奎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痛恨，他表示愿倾尽家财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保家，请部队前来为自己的孩子和其他惨死的学员报仇雪恨。司贺峰向省委作了汇报，希望派部队到鲁南临郯边区北部帮助打开局面。省委答应了这一要求，随后派钱钧团长、汪洋政委率领沂蒙山区根据地四支队二团，于1938年11月15日来到黄山、蝎子山一带开展工作。

当时钱钧团长带领八路军200多人就驻扎徐奎元家中。徐奎元拿出家中钱粮，安排八路军队伍吃住。因队伍庞大，引起了日寇的注意。

11月5日日寇集中兵力“扫荡”，四支队二团和“农抗团”紧密配合，在黄山、蝎子山展开了一场反“扫荡”的战斗并取得胜利。吃了败仗的日本鬼子从临沂城内调集了大量步兵和炮兵再次进行大规模扫荡。丁梦孙在徐奎元家工作时发展的“内应”提前将消息告知钱团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较大，决定分散转移。徐奎元也安排家人随军南撤。日寇在黄山村北架起大炮进行轰炸，但因部队南撤并未造成伤亡。穷凶极恶的日寇沿着沂河向南扫荡并在苍山庄坞一带和八路军开战，钱团长做出指示采取游击战术，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安排一小股部队在河东打枪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果然中计，大量步兵向河东扑去，仅剩少数步兵和炮兵。我军主力迂回包抄围剿鬼子炮兵，神兵天降，使鬼子的炮兵措手不及，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打死日本士兵多人，缴获日本钢炮两门，机枪五挺，弹药物品一宗。此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军民的抗日士气，并获得上级表彰。钱团长代表部队向徐奎元表示感谢。后因战情需要，钱钧团长带着部队向其他地方转移。

后来，徐奎元带领他的二子俆洪刚加入了鲁南抗日民族大队，并担任第六大队大队长，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942年1月12日，日本鬼子调动大量兵力围攻抗日根据地苍山矿坑，激战数夜，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徐奎元英勇战死，享年50多岁。失去主心骨的家族仍然继续为抗日斗争捐款捐物。

自1938年到1942年的4年期间，我们家族中就有徐奎元、徐洪恂、徐洪贵、徐洪刚等为了抗日而牺牲。我的家族抗战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东方撰文)

我心目中的李华源

我第一次见到鲁南三军区沂河支队支队长李华源同志，是在1945年冬。他在傅家庄西门外主持公审大会，枪毙原傅家庄伪警察所所长尹福林。

李华源同志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他二十七八岁，细高个，一身戎装，打着裹腿，腰扎皮带，文质彬彬，像个书生，根本不像伪军说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

伪警察所所长尹福林被反绑双手，跪在会场中央，供述他的罪行。李华源宣判：“罪犯尹福林在抗战时期充当日本鬼子的鹰犬，破坏抗战，瓦解、策反我抗日武装，捕杀抗日军民，血债累累。与傅家庄伪保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无恶不作，是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汉奸。经人民政府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华源在抗战时期，留下许多故事，其中一件就是挽救失足者。有个沂河支队的战士，被日军逼迫做了特务。李华源为了大局，深明大义，做通了这个人的工作，使其悔悟。他感激涕零，表示愿意为我党工作。经上级批准，让他在日特机关卧底，为我军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帮助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保护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工作人员。他41还向我滨海公安局提供了情报，使我军打掉了高桥忠夫安插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内的三界首、板泉崖、尚家涝坡3个情报点，同时把几十个日军特务一网打尽。当他得知日本宪兵队特务广繁夫，到滨海诈降，企图混入“反战同盟”组织，伺机杀害我负责人时，这个同志及时向我方提供了情报，使日军的计划落空。

1941年8月20日，临沂城的日军调集数千人对庄坞、涌泉一带进行扫荡。李华源带领沂河支队与日军激战一天，队伍被迫分散。到晚上5点多，李华源仅带不足10人的小分队好不容易冲出了重围。刚到兰山，碰上了伪军打家劫舍，他又带领战士们把伪军全部消灭了。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临沂地方政府转入地下，沂河支队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抗战后期，在他的带领下，端掉了临郯一带大部分日军据点，拆掉了三分之二的炮楼，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保长、特务等，在伪军中震动很大。一时间，李华源同志的传奇故事到处流传，妇孺皆知。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至今难以忘怀。

（李玉章供稿连德梓整理）

国民革命军第40军在傅庄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发起进攻，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11月初，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在临沂与国民党临沂专署专员张元里就联合抗日进行磋商，张元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成立了由国共两党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临沂是一座军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徐州的门户，如若失手，徐州岌岌可危。日军为了侵占华中，制定了攻占徐州的计划。板垣师团为了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于1938年3月2日，联合刘桂棠（刘黑七）部约2万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犯临沂。李宗仁命令庞炳勋率国民革命军第40军在临沂阻击日军的进攻。

在“临沂大血战”开始前，为了防止日军飞机的轰炸，庞炳辉命令40军部分指挥机构以及40军野战医院驻扎在傅庄。傅庄距离临沂城有30多里，坐落在临枣公路边上，涑河环绕而过。在明清时期，这里的酒坊、饭馆、铁业作坊很多，商贸繁荣。民国时，傅庄就成了一个大集镇，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里做生意。在街中心有一座高高的戏台，有很多说书的，唱大鼓的，看戏的人更是压满街。

第40军军部就在戏院后面的几间大瓦房里，野战医院在戏院左边一家大户的院子内。这是一座四合院，院门高大，正房设为诊断室、手术室，两边的偏房青砖红瓦，是伤病员休养、疗伤住的病房。这天，正在戏院前看戏的人，忽然听到了一阵轰鸣声，人们纷纷抬头向天空望去，一眨眼，两架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丢下几个亮晶晶的东西，向东南飞去。开始人们以为是铁桶，闪着光。紧接着，看到了一个个圆柱形的炸弹，从高空急速落下，发出了刺耳的声音。有人喊了声：“不好了，飞机扔炸弹了，快跑呀！”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几颗炸弹瞬间在戏院里爆炸了。顿时，火光冲天，房屋倒塌，血肉横飞，看戏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倒在了血泊中……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坑边散落着许多断臂残肢。

40军的战士们和老百姓一起，扒开一间间倒塌的房屋，从一片片瓦砾中，把受伤的村民救出来，用担架送到40军的医院，又帮助老百姓把那些已经停止呼吸的尸体掩埋掉。

野战医院里，一间间房屋内都是受伤的村民。轻伤员有的躺在了房檐下，有的坐在院子里。那些白衣天使们有条不紊地忙着，有的忙着扎针，有的忙着给伤员输液，有的擦着伤员脸上的斑斑血迹……

悠悠岁月，70多年过去了，但人们忘不了那些战士们，忘不了那些挽救他们生命的白衣天使。

（连德梓撰文）

华东局在朱家地村

临沂城南有一座二龙山。山上翠色如黛，山腰处有一条叫狼窝沟的山涧，庆云山和二龙山的山洪在这里汇集后顺势而下，经过大山后村东向北流去，在朱家地村前折向东流，最后汇入陷泥河。朱家地村就坐落在庆云河的北岸，一场反内战的高干会议正在这里紧急召开。

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发出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了我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主力于9月末挺进临沂。25日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内战，新四军主力在临沂南进行布防，西高都、朱家地作为重点，大山后、小山后、塘崖，直至沂河岸边的盛口也有驻军。1946年5月4日，华东局在临沂召开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以上党政干部会议，陈毅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到了阴历的六月后，因形势所迫，会议转移至朱家地村继续召开。

华东局指挥部设在上官兴钰的宅子内，机要通讯组也在这里。饶漱石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住在上官瑞云家后面的酒店内。因为要放酒缸和藏酒，店里特意在地上挖了几个深坑，为了让华中局的领导住得舒心，上官瑞云一家用“哨板”盖在了上面。自从华东局来到这里后，全村上下热闹起来，儿童团长上官相生带领团员们，手持红缨枪在村外站岗放哨。小伙子杨景奎在华东局的伙房内当起了会计，负责伙房的财务收支。

大雨一连下了几天，村西边的“北涝荒”一片汪洋，一人多高的芦苇只露出了大半截，车辆不能行走。为了能让领导和战士能吃上热乎乎的饭，上官瑞云等人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到罗庄小煤窑去挑煤。这天一大早，他们光着臂膀，挽起裤管，把柳条筐子绑扎在扁担上，踏进了没腰深的沼泽中，淌着浑浊的雨水向罗庄煤窑走去……等他们赶回来的时候，天已经上黑影了。华东局的领导让勤务员送来了满满一箢子雪白的馒头。几个人狼吞虎咽，吃得满头大汗，眨眼间，一箢子馒头不见了踪影。两个勤务员见此情景，连连咋舌……

大雨过后，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午饭过后，个子高高、留着“八字胡”的饶漱石和华东局的几个领导来到村前的庆云河边。河上有一座石桥，是由几块巨大的石板砌成。由于走的人多了，石板被磨得很光滑。饶漱石等人来到桥上，把衣服脱在上面，下到河里洗起澡来，一边洗澡，一边开会。警卫员则持枪站在河的两岸，警惕地注视着路上的行人。太阳偏西，他们方才上来，在石桥上的柳荫下，继续开会……

直到阴历的八月中旬，华东局才离开了朱家地村，而庆云河却记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

（连德梓撰文）

根植于罗庄的临西县

1947年10月，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滨海地委、专署决定，在临沂县境内沂河以西、祊河以南地区设置临西县。

10月，中共临西县委成立，刘炬任书记，唐军任组织部长，纪甫任宣传部长，刘东岑任武装部长兼总团团长，龚振华任城工部长，李希平任民运部长。10月29日，临西县政府成立，刘炬兼任县长。临西县大队与县政府同时成立，刘炬兼大队长、政委，亓廷梅任副大队长，王茂森任副政委。

临西县辖城关区（书记龚振华，区长蒋体行）、朱陈区（书记陈思佐，区长李金涛）、册山区（书记李肃，区长胡秉年）、沂堂区（书记马绍仁，区长訾忠）、艾山区（书记黄家琪，区长郑汉英）。1948年1月，增建棠林区（书记朱方敏，副区长王天喜）。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临西县党政军深深植根于这片沃土中，团结带领社会各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善党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地方群众武装，组织支前生产，驱顽破敌，艰苦斗争，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临危新生不辱使命

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第83师首先占领了临沂城，第74师、第7军、第25师等也先后侵占了临沂城及周边附近地区。一时间，整个沂蒙山区乌云压顶，重又没入白色恐怖之下。

临沂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歼敌的指示，县政府领导机构暂时转移到莒南县的板泉崖一带敌后，继续开展工作。同时，从临沂县析置出临西县，加强以临沂县为中心带的对敌斗争工作。

新设立的临西县区域主要在今罗庄区境内，这里自古以来是陶瓷制作中心和集散地，民生经济相对发达。这里更是近现代沂蒙红色文化的发祥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8年5月，中共临郯县委在三重村（今属罗庄区傅庄街道）成立，不久又在大丁庄（今属罗庄区汤庄街道）成立了临郯青年救国团县团部（在抗日民主政权未建立前，行使政府职权）。

临西县成立伊始，除朱陈区义和乡的前、后杨官庄，东、西西庄，东、西为儿桥等村系我党实际控制的边沿村外，其他地区皆为游击区和蒋占区。因此，斗争形势艰苦而复杂。针对当时严酷的斗争形势，县委于1947年11月中旬，召开了干部、武工队员动员大会，通过诉苦和追悼烈士及检查过去对敌斗争中的缺点，鼓舞干群就地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

12月上旬，临西县和苍山县联合组建临苍指挥部，由刘炬任政委，赵永萼任指挥，刘东岑任副指挥，调集地方武装和民兵，包围、袭扰傅家庄等据点，并深入开展敌伪工作。12月中旬，国民党83师19旅57团第1营新兵一个班10人，向县政府投诚。

1948年1月20日，滨海地委召开边沿区对敌斗争会议，总结对敌斗争工作经验。会议确定，今后边沿区对敌斗争方针主要是分散坚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土顽、还乡团、伪自卫军、伪政权人员。在战术上，不打消耗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基干兵团以分散活动、支持县区武装为主，有利时集中作战。临西县委坚决贯彻地委对敌斗争会议精神，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组织武装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伪，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伪，使形势一天天好转。4月10日，国民党军集结44师150旅全部3000多人，从临沂城出动，沿台潍公路两侧地区“扫荡”抢粮。临西县大队与地方武装在为儿桥一带展开反击，一举毙伤敌300余人。

7月初的一天夜里，艾山区武工队、区中队在县大队的支持和配合下，趁着夜幕摸到城西10多里的朱许村，迅速将敌艾山乡公所包围，乡自卫队被歼灭一部，俘虏正、副乡长等30余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和震慑。临西县的伪乡保长、乡村自卫队惊恐万状，日夜惶惶不安。盘踞在临沂城里的王洪九匪团也受到很大震动，加强了城防的岗哨、巡逻和戒备，周边据点里的敌各保安团、队，也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易外出。

针锋相对保卫胜利果实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就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侵占我以临沂为中心的山东解放区时，以王洪九为代表的一批长期依靠日伪势力残酷统治人民的地主、汉奸、恶霸及其爪牙“还乡团”，也尾随其后，卷土重来，妄图抢夺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八年浴血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国民党军占领临沂后，共产党组织转入分散隐蔽活动，临沂城四周一时“还乡团”当道，白色恐怖遮天蔽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血染沂河。“活阎王”王洪九还乡当上了国民党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回到临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祭祖”，并歇斯底里地叫嚷：“在临沂我不杀3000共产党和土改积极分子誓不为人！”

面对如此恐怖严峻的形势，临西县委提出：“坚决打破白色恐怖，与国民党和“还乡团”针锋相对，用不怕流血牺牲的斗争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保卫胜利果实。”

湖西崖一带的地主反动分子魏荣俊、李延堂、张瑞祥、韩二面筋，敌村长孙景廷等“还乡”后，疯狂报复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一次抓住党员、干部20多人，18人被折磨致死，有的尸骨无存。湖西崖村23岁的女党员、朱陈区妇女委员吕宝兰一家被抓去4口，父亲和弟弟都惨死在“还乡团”的手中。在就义的前一天晚上，她对同样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妹妹吕宝桂说：“看来我是活不到那一天啦，万一你能出去，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告诉咱娘，总会有那一天，天还会变过来，地还是咱穷人的。”第二天，“还乡团”对吕宝兰下了毒手，他们先是将吕宝兰的衣服扒光游街示众，然后又在刑场上残忍地割去了她的乳房，在非人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吕宝兰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地改革万岁！”敌人罪恶的子弹射穿了她的胸膛，一股股殷红的热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脚下的大地。

册山区的后村以及沂滨区、太平区沙岭子村的“还乡团”还对共产党员及积极分子施以挖眼睛、割舌头、摘耳朵等种种酷刑。石杭岭村还乡地主赵相民勾结汤庄的匪徒衹芳五、尹根东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残忍地把380多名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捆绑起来，腰间系上石块，投进水深无底的老煤窑井里。

血债要用血来偿。1948年初夏割倒麦子的时候，临西县武工队一部和区小队摸到湖西崖村，先将孙景廷抓获，继而又在周边地区将李延堂、张瑞祥、韩二面筋等抓住，县、区人民政府在湖西崖村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孙景廷、韩二面筋等死刑立即执行，判处李延堂、张瑞祥等死刑缓期执行。罪大恶极的反动派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同时，对民愤不大、停止作恶、转而积极站向人民一边的伪匪人员给予宽大处理。1948年5月31日，临西县政府发出一号通告：宽大处理张维臣、陈广荣等一批伪匪人员与失足分子61人。此举充分体现了我党宽严相济、争取大多数的一贯政策，在临沂城周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效促进了我党我军对敌斗争的开展。

册山区南部的峰山村（今属罗庄区黄山镇）是个逢大集的集镇，各类民间贸易活动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但每逢集日经常会遭到“还乡团”匪徒的抢掠，群众苦不堪言。1947年深秋，区武工队决定杀杀“还乡团”的威风。因是在敌控区内，又是白天行动，为防敌迅速增援，事先与附近苍山县褚墩区武工队取得了联系，请他们设法阻止李庄的敌人过河增援。第二天集日，册山区委书记李肃带领部分武工队战士到峰山以北一带阻止北部之敌出援，临西县人武部副部长张忠臣率区武工队4个班，配转盘机枪1挺，当夜插入峰山村隐蔽，天亮后见机行事。不料第二天清晨，国民党83师工兵营一个连配合王洪九的保安一部，带重机枪1挺、轻机枪多挺、小炮两门，从傅家庄出动到峰山集抢粮，正与册山武工队相遇。遭遇战中，册山武工队边打边向村前的山顶冲去，意欲占领控制有利地形，一、二班首先抢占了山顶。敌人开始向山上攻击，我武工队奋力还击，张忠臣身先士卒端起机关枪猛扫敌群，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这时，李肃在北面听到峰山集枪声大作，知道情况有变，果断赶回，在村外用机枪开道往里冲。敌以为我主力来援，带上十几具尸体仓皇逃窜。

在临沂城沦陷的日子里，临西县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武装夺取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经历了艰苦岁月的磨难煎熬，度过了重重困境难关，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奋起抗争，浴血迎来了胜利曙光的照耀。

攻克傅家庄全境获解放

傅家庄据点是王洪九部署盘踞在临沂城西南的一个重要外围骨干据点，守备力量较强：计有敌保安2团2营3个连300多人，从兰陵、卞庄一带撤逃滞留于此的敌兰陵自卫大队300人，及三重、傅家庄和朱陈3个镇公所自卫队100多人。1948年7月，我军攻克东高都、岑石两个据点后，临西县境内只剩下了傅家庄这个敌伪据点。1948年9月16日，我鲁中南军区决定攻克傅家庄据点，解放临西县全境。

傅家庄是临西县一处较大的集镇，位于临沂城西南20公里处，小涑河三面环绕，台（儿庄）潍（县）公路贯穿镇中心，交通畅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为日伪的多年经营，这里地势险要，碉堡林立，围墙高厚，外有水壕、鹿砦，易守难攻。在此之前，我军曾两次攻打，均为能攻克。第一次是1948年2月24日，鲁南地方兵团和临西县大队、武工队，由苍山县官庄村西出击并包围了据点，激战一夜，我方伤亡20余人未能攻克。第二次是同年的4月20日，我鲁南军区18团和临西县总团兵合一处围攻傅家庄，敌驻临沂的83师一部和保安团火速来援，形成反包围态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边战边退，迂回到小河湾、劳模店子村，辗转至徐家林，撤出战斗。

这次攻克傅家庄据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鲁中南军区17团，该团指战员经过新式整军后，个个摩拳擦掌，人人斗志昂扬，他们选定据点北面的桥头作为突破口，迅速完成了对据点的包围。同时，汲取上两次攻克失利的教训，由军区18团、临西县大队和武工队担任扫除外围和打援的任务，切断了据点外围增援力量。我军进攻开始前，先抓来一条狗，扎上嘴，套上一件黄色军服，用长绳拴着狗脖子，然后将其投入到小涑河里。狗在河里拼命挣扎，搅得河水哗哗响，敌人误以为我军泅水爆破，集中火力封锁河面。这时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方轻重机枪暴风雨般吼叫起来，在此火力的掩护下，爆破手抱着几十斤的炸药包，越过石桥冲上去，“轰”的一声巨响，炸倒了桥头门楼，主攻连随之首先冲进据点。后续部队迅速跟进，一个多小时候，全歼匪自卫大队和三重、傅家庄两伪乡公所及朱陈镇公所，打死打伤敌30多人，活捉308人，缴获小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200多支，短枪12支，子弹1万余发。

临西县始建时隶属滨海区，1948年3月划归鲁南区三地委、三专署领导。同年10月，临沂城光复后，于10月26日奉命撤销建制，辖区仍归临沂县，县大队武装并入临沂县独立营。

（郭广阔撰文）

新四军女歌唱家马璇在罗庄

1945年底，新四军文工团驻扎在今罗庄区陈白庄一带，为临沂城乡军民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深受军民欢迎。中共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山东军区领导表扬文工团是一支战斗队。其中女歌唱家马璇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的点名表扬。

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日子里，有一位年轻的女战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星星”，她就是新四军女唱歌家马璇。马璇在济南懿范女中读书时，成绩突出，美国修女免费为她教授钢琴，还为她办好了出国深造的手续。但是，她于1943年5月毅然投奔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上了一名小八路。

1944年4月，她被选进了有名的“战士剧社”。剧社人员化整为零，参加战斗。马璇被分配到游击队里。在一次战斗中，胸部受伤。为了不连累同志们，虽然疼痛难忍，她却一声不响，照样昼夜兼程，行军作战。伤口糜烂化脓了，走着走着，竟晕倒在地上。正在这时，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赴前线部署战斗任务刚好路过这里，看见后便下马问明情况，让人马上把她抬送到医疗队，请国际友人、奥地利的罗森特大夫亲自为她动了手术。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后，战士剧社和新四军文工团合并，组建成华东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名称不变）后，便驻扎陈家白庄。临沂城乡军民非常喜欢看新四军文工团的演出。在临沂城内接待马歇尔三人军调小组时，马璇用高昂的歌唱，表现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紧接着，她又参加了小歌剧《新旧光景》、《夫妻识学》等节目的排演，深受群众喜爱。老百姓说，新四军真好，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

新四军军长陈毅对部队指战员们说：“马璇同志是八路军115师罗荣桓政委给我们送来的歌唱家，我们要热烈欢迎而且爱护她，让她好好地为军民服务。”曾生将军更是喜欢马璇这个年轻的歌唱家。

为了执行“双十”协定，东江纵队7000多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北撤，于1946年6月30日，在曾生司令员带领下，分乘三艘登陆舰，离开大鹏湾北上，7月5日抵达山东烟台港进行休整。

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军区派华东局保卫部长梁国斌从临沂东高都出发赴烟台迎接东江纵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修整，东江纵队指战员全部换上新军装，开赴临沂。新四军文工团专门在临沂城东的相公庄搭建演出台，慰问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很高兴，动情地说：“新四军文工团女歌唱家马璇唱得这么好，是解放区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在敌后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歌声。”新四军文工团把东江纵队迎进了东高都及附近十多个村庄。

1946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华东野战军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改编）的同志踏着皎洁的月光，在李永淮团长的带领下开赴鲁南前线慰问部队。当时部队的任务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白天黑夜连续行军作战，异常艰苦。文工团为了配合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利用行军时机，安排宣传鼓动站，用演唱的形式，讲解打运动站的意义。马璇还插到队伍中收集好人好事，即兴编排演出了《气壮山河》等节目，还有江南的《花棍词》，更有《骂王洪九》等歌曲，极大地鼓舞了临沂籍的战士，使大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有的首长看到马璇累了，便把马让给她骑，她总是坚持步行，还笑着说：“您看，我穿的鞋多合脚，这是临沂白庄的老大娘专门为我做的！”她看到战士们走着走着睡觉了，就高声地唱起来。大家一听到她唱歌，又都高兴地继续大步朝前走。当部队休息时，大家又喊起来：“马璇同志来一个！”她起来就唱，唱罢一曲，大家又喊：“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要！”马璇就这样不停地歌唱，有时唱得嗓子干了，就喝口冷水润润再继续唱。

当临沂各地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时，马璇等同志奉命返回临沂动员参军、慰问新兵。新四军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建国后于上海工作，其女即今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和马璇等共同创作文艺作品，编排舞蹈和歌曲，为军民演出。文工团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欢送青年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从城东到城西，从城南到城北，到处热气腾腾，欢欢喜喜。

在歌声中，各村的百姓响应上级号召，推磨烙煎饼，做军鞋，补军衣，缝袜子，支援前线，最后迎来胜利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马璇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其女胡玫曾执导过《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大型电视连续剧。

（闫从舜撰文）

徐庆祥与华东烈士纪念塔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不仅在我市、我省乃至全国都是著名的祭奠英烈的地方,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陵园的主体建筑革命烈士纪念塔位于陵园中心，为五角灯塔式，高47.5米。其上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大字为毛泽东主席亲笔所书；每字平均高1.5米，数里之外，清晰可辨。虽历经60余年风雨沧桑但至今看起来仍熠熠生辉、灿烂如新。

在60多年前的建国初期，各种生产技术都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制作出如此质量上乘、工艺先进的艺术巨作的呢？又是由谁来承担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的呢？

1949年2月，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提议，山东省政府为了纪念在人民民主革命中牺牲的华东区革命烈士，决定筹建“临沂革命烈士陵园”。1950年7月1日，主体工程烈士纪念塔、纪念堂相继落成。塔体设计者们在北京拿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墨宝。经研究，决定采用铜质铸造然后再鎏金的制作方法。在北京先找了一家木器作坊把题词做成木样，第二道工序就是根据木样进行铸造。然而，跑遍整个北京城也没有敢接这个活的。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建议：“咱临沂有一家铁木合作社（即原临沂药械厂前身），不如回去试试。”

于是大家来到了临沂铁木合作社。有关人员看到如此之大的工件也表示无能为力。有一位叫做郭玉深的木工师傅向大家推荐了一个人。他说：“城南傅家庄有一位名叫徐庆祥的铸造高手，也许他能有办法。”

徐庆祥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傅家庄人，为人正直，天生聪敏，善于思考。他早年曾接受传统教育，善书能画，犹工山水，和著名书法家陈允生、张伯元等交往笃深。后来，他又开办铸造厂，所生产的铲头、犁铧、铁锅、鏊子等生活生产用具由于工艺先进、质量上乘远销苏鲁豫皖，闻名遐迩。在有“翻砂铸造之乡”美誉的傅家庄，徐庆祥堪称德高望重、闻名乡里。

当一辆满载铜板及木样的大卡车来到了徐庆祥的铸造厂时，曾铸造过无数异形器具的徐师傅面对近两平方的大字时也颇感为难，但他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觉得，这是一项无上光荣的任务。革命烈士为了全中国的解放而牺牲，为建塔尽一份绵薄之力实属应该，当万难不辞，何况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笔，不管怎样的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克服掉，坚决完成任务。

经过深思熟虑，徐庆祥创造性地采用地模印样，利用预制沙块代替传统上箱的铸造工艺。经过连续七天七夜的艰苦奋战，终于成型。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次性浇注成功。就这样，比预期提前近一半的时间，为建塔工期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此事轰动一时，在临沂铸造史上传为佳话。

（王晓东口述王又村整理）

沂蒙小火车

1958年，党中央提出“大跃进”，赶英超美，全国要大炼钢铁，提高我国钢铁的产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时的临沂地委马上动员全区人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全国各地一样，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当时的临沂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根本没有什么重工业，运输业也非常落后。土法上马的大炼钢铁，只能靠人挑肩抬，用独轮车推运送矿石、原料等。

农民也不种地了，大点的学生用书包运矿石，各行各业齐上阵，靠人海战术，黑白不停的炼钢铁。

大家大都没有参与过炼钢工作，只能从老书上看到原始的土办法，就跟家里做饭一样，上面加上矿石，在下面用柴禾、木头、煤块等原料加热，用老式的风箱鼓风，烧炼矿石，干中学、学中干。可是由于达不到高温，根本炼不出铁来，而成了熔化的矿石渣子。地委指挥部马上派人去全国各地学习经验，发现只有科学地采用小高炉，一层焦炭，一层矿石，用鼓风机鼓风加热，按比例提炼，才能炼出生铁。

地委指挥部马上让当时的临沂县傅庄公社在大芦湖煤矿附近的窑汪崖、老屯等大队的田地里建起了很多的炼焦炉，靠近煤矿，就地取材，很快就练出了焦炭。

矿石是从苍山县的石门公社开采的，小高炉建在临沂县城西部的梨杭大队。那时候，土地都是国家掌控的，开矿、建厂、修路等需要征用，上级一个命令，各县、公社、大队就得马上执行。群众也很听话，从不讲条件。经过紧张地准备，各种炼铁的原料、设备、人员、技术很快就绪，所以临沂地区很快就炼出了生铁。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产量的提高，所用的焦炭也增加了，光靠人工运送，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有位叫宁琦的工程师，祖籍东北，1948年躲避战乱来到临沂，当时在运输公司工作。他说：“我在东北林场看见过用小火车运送木材，我们可不可以用小火车运送焦炭？”有位姓丁的驾驶员说：“我参加工作前在日照海上干过，一只机械化拖船，能拖着好几只船在海上行驶。”一位姓赵的技术员说：“我们煤矿的矿车在铁轨上，一人就能推一吨多煤！”古语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地委指挥部根据大家的提议，决定成立攻关小组，修建小铁路，自己设计制造小火车运送原料。攻关小组经过周密的论证，拿出了可行的方案。于是，临沂地委决定并成立了临沂地方铁路指挥部，设在傅庄公社老屯西（今鲁南陶瓷商城附近），挂牌办公。

指挥部调集全地区的能工巧匠，设计小铁路图纸，打造适合运送焦炭的小火车。同时，实地勘察，规划从窑汪崖炼焦厂直达梨杭炼钢厂的线路。路线划好后，用到哪个大队的土地，就由大队干部带领全村劳力，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自备工具，把铁路路基修好。说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当时又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人工操作，在当时可是项大工程，难度不言而喻。20公里的战线上，成千上万的人马，不分黑白昼夜地干。路基刚修好，接着又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充实、提高”的方针，小铁路工程暂时先停了下来。灾年过后，继续复工。因小火车都是在平地行驶，专车专线，为了装卸方便，我们自行设计，独一无二。小火车用的道轨、枕木，都是煤矿上提供的。车厢地架用加厚的槽钢焊接，车厢板用加厚的木板，再用4x6cm的平铁钻眼连接而成，四角用角铁固定，这样又轻便又结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在内行宁工程师的带领下，集中大家智慧，采用海船上用的200多马力的柴油发动机，牵引力大，操作简单。安装合理，便于保养、维修。高大而宽敞的车厢，用加厚加大的角铁做成四周的立柱，一米以下的地方用厚木板钻眼上在角铁上，外面钉上1.5cm的铁皮，喷上漆，1米以上的地方安装上玻璃窗。1米多宽对开的推拉门上下都很方便，夏天把门窗打开，空气对流，非常凉快；冬天有发动机的余热，里面温度也不算很冷，比当时的汽车驾驶室还舒服。为了夜间行驶安全，我们为小火车安装上了专用的探照灯式的大灯，几十米都能照得很亮。又给小火车安装上航海专用的喇叭，声音厚重而响亮。同时，铁路指挥部也加大宣传力度，让沿线的群众注意回避礼让小火车，做好了运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0年6月6日，临沂市第一钢铁厂至窑汪崖20公里铁路建成通车，焦炭源源不断地运往钢铁厂。由于原料充足，钢铁产量逐年增加，钢铁厂慢慢发展成临沂地区的一家大型企业。

当时很多人提出给小火车取名“跃进号”，有人反对说，叫“跃进号”全国太多了，不如叫“沂蒙号”，它代表着我们沂蒙老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提出别的名字的，但一直没有固定下来。

小火车刚运行时，只需拖带4—5只车厢，运送的焦炭就够用了。先进的流水线投产后，小火车拖到十几只车厢，运送次数也增加了很多。那时候没有机械装卸，全靠人工。焦炭又黑又刺手，干完活后，装卸工人的身上、脸上、手上都留下一条条的血痕。罗庄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每个人。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芦湖一带的地下矿藏基本采空，不再大批地炼焦了，小火车在沂蒙大地上运行了几十年，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被人们废弃。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原有的铁道被拆除、路基被占用，随之而来的是一片片的新区，一幢幢的高楼大厦。小火车虽然早已淡出了人民的视野，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忆，但从它身上延续下来的开拓奋进、艰苦创业的沂蒙精神却代代相传。

（胡志斌撰文）